已经落马的前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2月27日讯】鲁炜出事了，对巢湖人的感情上来说还是有点复杂的。因为他是巢湖庙岗乡鲁集村的人，又有柘中毕业的，很多巢湖人都认识他，有的还很熟悉。作为从农村走向高级领导岗位并且学历不高的人来说，鲁炜其实也是一个传奇。
我和鲁炜有过一段交集，彼此还是很熟悉的。从内心来说，我对鲁炜的评价并不高，当然现在说这些话有点墙倒众人推或者落井下石之嫌，说多了还会令人不齿，但有的事有的话不说实在令人不快。
大概是2005年，我在居巢区政府工作。人民日报副刊发了一篇文件，叫巢湖市政府搞封建迷信，出资200万为一朵神花办节，搞得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很尴尬。因为牡丹节是县级巢湖市政府开始举办的，到地级巢湖市延续下来了，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巢湖的旅游发展并通过办旅游节进行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当时的口号是旅游搭台，经济唱戏。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2月份，而牡丹节都是每年的3月份，谷雨的时候举办的，那么今年的牡丹节办还是不办呢？办吧，党报的文章都发了，不办吧，相关的主管部门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客商也邀请了，文艺演出也在准备了。不记得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没有把办这个节也写进去了。
当时还没有危机攻关这个名词，这样的事确实也考验着当政者的智慧。但是仔细一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了一个记者的这样一篇文章呢？经过一番研究，当时在巢湖主政的某人发现此事与鲁炜有关，鲁炜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按理说，巢湖是鲁炜的家乡，他对家乡不说做点贡献，至少不应该添乱吧。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原来这里面还有更大的危机，因为家乡得罪鲁炜了。
原来鲁炜有个在家务农的弟弟叫鲁圣三，可能与长期在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有关，鲁炜对他有愧疚感吧，所以对他比较迁就和照顾。此人在村子里因为鲁炜的关系，有点号召力。那么在鲁集村的后面是山，本来是一座贫瘠的山，但因为发现了铁矿，所以政府就把采矿权卖给了私人进行开采，开采的过程中涉及到山地、林地的征用和补偿，这给以巢湖的大西北著称的庙岗乡的村民带来了兴奋点，鲁圣三带领一帮村民与矿主开展讨价还价，考虑到这地方太穷，政府其实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让老百姓多得点补偿。尝到甜头的村民得寸进尺，在矿主开采的过程中，时常找磋，从矿主那里揩油，鲁圣三就是村民的组织者和牵头人。矛盾越积越深，矿主一般也都不是善主，终于有一天，矿主忍无可忍，组织三十多社会上的人，手持短棍，与上山闹事的村民对殴，村民肯定不是这些社会上小混混的对手，村民被打得丢盔弃甲。不仅如此，在矿主的指使下，把鲁圣三的腿打成骨折。事后政府为了息事宁人，抓了几个打手关起来。
鲁圣三吃了此亏，鲁炜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消息，但他人在北京在此事也是鞭长莫及，他授意当时的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葛如江（此人好像当时的摄影部的主任）来巢湖处理。因双方都有过错，事情的处理本身也有个过程，鲁炜对此十分不满，地方政府也没有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以及会带来后面的麻烦，所以处理起来也是态度暧昧。无奈之下，鲁炜使出了新闻舆论部门的杀手锏。除人民日报发了这篇文章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那段时间整天在巢湖的各县区转悠，为的就是找负面新闻。古人云，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记者要想找一个地方的毛病那也是很简单的事。终于又发现了无为的一个行政村为抓计划生育又出了一个事（具体什么情节，我也记不清了），新华社的记者就把这个事写了一个稿子，准备发内参。稿子写好后报到鲁炜那里去，鲁炜把压在案头，带信给巢湖的领导。
巢湖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得知此情况后，惊恐万分，因为内参发出去的文章，如果有中央领导的批示，那事情就非常严重。那位负责人马上把我找到办公室，要求从源头上把事情处理好，这个事的源头当然是在鲁圣三那里。那位负责人正好过几天要到北京全国两会，要我们约鲁炜，在两会其间和他见一面，向他汇报一下情况。
到北京之前，我去鲁圣三住院的巢湖半汤工人疗养院去看了他一下，代表地方政府表示慰问，他的家里人和父母都在那里，我们表示一定会认真处理此事。
人代会期间，我们到北京。在新华社门口，鲁炜到大门口把我们接到他的办公室，把无为的那篇内参清样给我们看了。然后他带我们参观了新华社的陈列厅，介绍了新华社的情况和历届领导人从毛主席开始对新华社是怎么评价的，我印象深刻。又送了我们每人一套新华社的纪念品（有镇尺、衬衫、毛主席像、三星数码相机等）。晚上他隆重地宴请了我们一行，席间只字不提鲁圣三被打的事，宾主尽欢。
回来以后，所有的善后工作都落到我的头上，处理的方案既要使鲁炜满意又要合理合法，我在向某主要负责人汇报后，大致形成了一个处理意见，这个意见向鲁炜反馈后，鲁炜也觉得很满意（无非就是多赔钱同时给鲁圣三安排工作）。
从此以后，鲁炜和我就成了朋友，他家里有什么事，我尽量帮助处理（比如他父母在草城街房子因体育馆区域开发拆迁的事等），每年春节前要去看看他父母，他回巢湖我们在一起吃一餐饭等等。
本来此事到此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但那个矿主也是个不省事的家伙。他们一封举报信寄到北京。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信被转到新华社的纪委，新华社纪委专门派了三个人到巢湖来调查此事，不用脑子也想得出来，新华社的纪委来调查新华社的副社长，那纯粹是走过场，我们都知道该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巢湖那位主要负责人有超高的政治智慧，他授意我应该怎么说，我按照他授意的五条说得头头是道，鲁炜在调阅纪委回去的三个人的录像后向我反馈，说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里面，我说的水平是最高的）。
2008年我出事时，我的几个朋友异想天开，说我和鲁炜关系很好，去北京找一下鲁炜，看能不能有所转机，鲁炜在这时候展现了铁面无私的一面，一句同情的话也没有讨到，我的朋友碰了一鼻灰，无功而返，回来感叹不已。
鲁圣三此人2009年春节在巢湖喝了酒后开车回庙岗老家，车撞到电线杆，当场身亡，对已经故去的人，我们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毕竟死者为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