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2月27日讯】2018年的春节，翻开日历，会发现这样几个字：农历戊戌年。
戊戌，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个词儿。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历史老师担心我们分不清这两个字，教了我们一个简便的方法识别：戊，中间“无一横”，戌，中间“需有一横”。
特别熟悉戊戌，当然不是这两个字的样子奇特，而是因为戊戌变法、六君子、菜市口等等冲突激烈而又血腥的故事；还因为谭嗣同的“流血变法论”：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
开始容易，结束太难。谭嗣同不知道，自他开始，为了制度变革而流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站在戊戌2018年，往前翻日历，1958、1898、1838年，都是戊戌年，或许是巧合，这3个年头，都有一场巨大的失败。
1958年的那个戊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显然是失败的。
1898年的那个戊戌，谭嗣同流血牺牲，代表着那场制度变革的失败。
1838年的那个戊戌，大清做了一个决定，掀开了与工业文明武力冲突的序幕，之后是一连串的失败，绵延出百余年的大冲突大动荡。
……
1838年，道光皇帝已经在位18年了。
满清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勤政的，道光皇帝也不例外，他甚至还有节俭的美名。遗憾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勤政往往是更多的胡来。因为江山到了道光时代，这个国家已经陷入“老年痴呆”状态多年了。
早在1793年，道光皇帝的爷爷乾隆皇帝82岁的那一年，他拒绝了前来要求通商的英国使团。像打发乞丐一样撵走英国使团后，乾隆皇帝发话说，不准任何中国人接触英夷，违者严惩。
只是，到了孙子的年代，爷爷的禁令，已形同虚设，大清朝已不得不接触外国人。
商业的力量是巨大的，利益的诱惑是不可阻挡的。官方申请通商行不通，就走私，走私就走私利润最丰厚的东西，利润最丰厚的东西是毒品。道光皇帝从登基之日起，就面临这种贸易商上的窘迫局面：国门，已经不是想关就关得上了。
1838，距今180年的那个戊戌年，在鸦片流毒全国，白银外流无数的情况之下，官员黄爵滋的禁烟奏折打动了皇帝。禁烟派林则徐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意，并已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身体力行禁烟举措，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838年12月31日，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五，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搞禁烟。林大人果然生猛，到了“前沿阵地”的广东，与洋人开怼，最为辉煌且加载史册的，就是虎门销烟。
黄爵滋在那个戊戌年给大清开出的药方，其实把坏人拒之门外，把坏东西毁掉，回到道光的爷爷的时代。这显然是鸵鸟的水平，是治标不治本的药方，甚至导致贻误根治病症的时机，因为他根本没有研究坏人是怎么产生的，坏东西是怎么来的。
被历史课本歌颂的林则徐们，回答不了“外国人为何来”这个问题。他们不知道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机器大幅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必然对落后生产力地区产生势能产生辐射、输出商品、输出文明，你不让输入，就用暴力强加于你，不是想拒绝就拒绝得了的。先进对落后的辐射，就像洪水一样，无法阻挡，只能疏解，若利用得当，可以顺势获得快速的发展，迅速将生产力水平追平，反之，则是巨大的灾难。
大趋势是不跟小个体讲道理的。多年之后，一些中国人才明白，面对大趋势，智慧地拥抱，才能更好地生存。
林则徐们的药方，看上去符合民族大义国家尊严，却因为拒绝对话，拒绝了解鸦片背后的大趋势，走向了战争。虎门销烟被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成为反抗殖民和侵略的象征。
1838年的戊戌年，朝廷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不久，鸦片战争打响。中国近代史开始了，它的主基调是，反抗，反抗……
从此之后，甚至直至今日，很多中国人依然生活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意识形态之中。
与中国不同，当1853年洋人的炮船抵达日本要求开关通商，小日本选择了合作。大和民族，比较变态，有一种“谁比我强大我就跟谁”的精神，变态到不仅跟随欧美，甚至公开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以属于亚洲为耻。
天朝大国做不出日本的姿态。1838到1898，一个甲子，60年间，大清与外国打了很多仗，不仅跟西洋人打，而且跟东洋人打，其中就包括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也就是从1853年投降、跟随欧美41年后的1894年，一场海战，日本把大清打得一塌糊涂。
黄爵滋、林则徐们早已经作古，60年的内忧外患，60年的风雨飘摇，一些体制外的精英们认识到问题不在洋人而在朝廷，在于大清朝的制度。在此之前，体制内的精英采取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策，是为洋务运动，已经有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却还是不敌日本。
于是，在1898年，又一个戊戌，一个新药方出炉：变法维新。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看上去比1838年的那个决定还要重大。维新，迈出了制度变革即从政治上接纳西方文明的步伐。
光绪皇帝，与祖先排牌位上的各位皇帝一样，不是昏庸窝囊之辈。奈何，最高权力不在他的手上。制度变革是利益的剧烈调整，不是最高权威引领的制度变革，风险极大。明明知道大清这艘巨轮正在沉沦，权力斗争依然不会停歇。
慈禧太后不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也不是一个反对变革的人，事实上，慈禧太后后来主导的变法，要比戊戌六君子们还要激进，她亲手废掉了科举。但如果变革将会削弱她的权威，则是不能容忍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们的牺牲，不是因为他们变法，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对合作伙伴。
总之，1898戊戌年，中国又一次遭遇大失败——想要与西方接轨却因高层的权力斗争而未成。
当慈禧太后收拾完帝党，开始自己主导变革的时候，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作为大清国的最后一个权威，她很快死了。很多人盼着这个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老太太早点死去，可是等到她真的死去，整个国家已是一盘散沙。帝国的大厦，一触即溃。
革命党、军阀、枪杆子的时代到来了。
1911年，新时代到来了。从那时起，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宣布开启一个新时代。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以及各路军阀们，各有各的想法。每个美好的想法之下，都是暴力和流血。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对没有皇帝以后的时代，深表失落。
人们原来以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皇帝，后来却发现，没有了皇帝问题反而更多。军阀们杀来杀去，其实最后还是想杀出一个新的皇帝。辫子剪了，却没有方向感了，人民还是需要一个主子。几十年的打打杀杀血流成河，似乎只是为了回到原点。
戊戌变法近60年以后，全国的土地终于重新聚拢到一张地图上，全国人民终于回到了一个指示可以迅速号令全国的时代。
1958年的春节比较“晚”，2月18日才进入戊戌狗年。
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虎门销烟的景象被雕刻在上面；5月，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年，人们在一声号令之下扑杀麻雀，在一声号令之下大炼钢铁。这一年及以后几年出生的孩子，不少被父母取名为“赶英、超美”。
1958年，新的权威把全国变成一个试验场，决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场实验，当然是失败了。这场实验及其失败，与120年前的那个决定及其失败，遥相呼应。当年是想要拒英美国门以外，如今是想要“赶英超美”，本质上还是警惕对西方的“亡我之心”。
实验虽然失败，权威经受住了挑战，并显示了更大的力量，直至今日仍为许多人仰望和歌颂。
一脉相承的故事，仿佛宣告，不管过去了60年还是120年还是更多年，中国人就是要以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历史，仿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时代，不过是在权威崩塌与重建中循环中徘徊。
甲子纪年，60年一次循环。人生不满百，具体到个人，所谓徘徊，就是任岁月流淌任江山变换，有些人活在60年前，有些人活在120年前，有些人活在180年前，有些人活在漫长的历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