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总理谭宝（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3月11日讯】（看中国记者雨晴编译）3月9日澳洲《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了著名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的文章“中共如何渗透澳洲以及民主阵营如何反击”（How China Interferes in Australia and How Democracies Can Push Back），以下是译文：
澳大利亚是中共魔爪下的一只金丝雀。在过去18个月里，从澳洲媒体逐步曝光的相关事件中，人们看到中共势力一直在暗中操纵澳大利亚政治体系、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一事实令各界人士感到震惊。与北京政府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政治献金者，用金钱购买了澳洲政界的特权和影响力；国际知名大学被“统战”为打意识形态战的前哨阵地；由澳方出资进行的科研项目成果，被“转化”为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军事现代化。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国会参议员Sam Dastyari竟成了喋喋不休的共产主义话题爱好者，甚至还为他的中国金主充当情报员，目前他已经永久“下岗”了。
在澳洲谈论上述丑闻，可能不被一些人理解。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澳大利亚那样受惠于中国，来自中国的移民和旅居者持续涌入澳洲长达160年，中国目前独占澳大利亚经济出口总量的1/3。根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数据，由于中国资源密集型建筑业的繁荣兴起，中国的国家总收入在过去十年中猛增了13%。每年都有18万名中国留学生和100万名游客在澳大利亚挥霍着他们的消费能力，世界各国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新移民，在新的国家进行蓬勃发展。
然而这些现象就使得在澳大利亚讨论中共影响力时的障碍因素。没有人知道，当一个中等规模、经济开放的多元文化国家，站起来反抗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时会发生什么事。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就此撰文评论道：“澳大利亚自称是一个文明国家，但其行为着实令人困惑。虽然它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是却没有多少感激之情。”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揭露并抵制中共势力渗透的脚步仍在持续向前走。我们已经从对中共隐蔽式的干预感到了焦虑，并转变为更为现实的担忧。媒体报道揭露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风险，那是我们的汉学家、外交官和国家安全官员之前从未关注过的。然而，我们了解的越多，似乎也越对中共的“越界”方式感到不知所措。
对于澳大利亚本身来讲，我们手中所能打出的“牌”，并不是中共及其代理人在我们的版图上偷偷做了什么，而是堪培拉国会在面对来自北京政界的威胁和来自中国商人可能实施的经济报复压力前，应该如何行动。问题明确后，只要对症下药就有办法；确定了风险和损失，便可由此作妥善行动。这一次，我们并不是在玩一个简单的“平衡”把戏——来自华盛顿、奥克兰、渥太华和柏林的领导人们应该密切关注澳大利亚接下来走出的每一步，因为他们不日就会发现，自己正处于类似的位置。
在澳中国人引领激辩
中共在澳大利亚的“行动”的基本理念，关键在于将中共、中国和全体中国人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即使把“党”的概念剥除后，剩下的部分仍在照着之前设定好的模式运作。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不清，意味着任何人对“党”的批评都会被贴上反华人和反中国的标签，这些标签会直截了当地扼杀富有成效的理性对话。不论公民身份如何，中共要求所有华人成为“祖国的儿女”，这是他们的逻辑。
然而，与“反华”主张截然相反的是，澳大利亚所关心的中共势力如何渗透澳洲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起源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华裔作家、企业家和社会知名人士，他们以自己的经历，不遗余力让澳洲社会看到中共通过监视、威胁、统战等手段来压制他们在海外发出的多样性的意见。
2005年，中共外交官林陈用林在叛逃后披露出，中共拥有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该网络密切监视在澳中国人的行为，其中包括公开反对走中共路线的法轮功学员。他解释了中领馆如何利用这些信息采取有针对性的强制干预行动，例如没收护照、拒绝颁发签证以及强行中止会议等。澳籍华裔作家杨恒钧阐述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期间，中共是如何在背后“动员”数千名挥舞红旗的年轻留学生在堪培拉议会前，以“保卫北京奥运圣火”为由，反对藏独团体及其他抗议者。
2009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力拓集团华裔高管Stern Hu在上海被捕后，几名在澳经商的中国企业家均表示他们始终处于中共间谍的密切监视之下，他们曾在国内被诬告、被剥夺了财产，并在审讯期间被虐待。Matthew Ng,Charlotte Chou和 Du Zuying的不幸悲剧一度登上澳媒的头版新闻。
最近，为澳大利亚工作的澳籍华裔记者也为调查中共在澳的秘密活动作出了贡献。《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Philip Wen揭露了中共如何伪造一场“草根”基层政治运动，给读者留下一种中国人均支持北京政策和领导人的印象，使反对者的声音淹没其中。他还发现，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并不了解中国政治献金者们的基本信息，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一位学生记者曾描述了中共的“统战”网络，他称这股势力现在几乎无处不在，而且掌握着充足的资源，独立的华人社区和政治代表因此而遭受排挤。他还展示了这些网络是如何运作以恐吓在澳中国人，使他们缄口不语。该学生还分享了自己被当地中国学生学者组织领导人的恐吓经历。
在澳中国人每揭露出一个由中共主导的胁迫“合作”及被逼妥协的遭遇时，都意味着类似的故事至少有几十件尚未曝光。一名澳籍华裔记者告诉我，他曾被传唤到一间卡拉OK酒吧，对方为报复他曾出具了一份关于某家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的交易报告，而对他进行殴打。另一名澳籍华裔记者向澳洲国会提供了一份机密档案，详细描述了北京如何通过威胁其广告商试图扼杀最后一个存在于澳洲境内的独立中文媒体平台。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在一家广告商的北京办公室不请自来的“驻扎”了两周，最后，广告商因不堪承受心理压力而被迫妥协了；另一位基于澳洲的广告商，被邀请到驻澳中领馆参加了为时3小时的秘密“茶会”，结束后也同样撤回了广告的刊登。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扎在澳洲的亲共媒体经营者可以获得大量的免费刊登内容、物质设备支持和丰富的商业机会。
外国干涉下的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中共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来抵制不和谐的声音，并提供激励措施来扶植有利于己的声音。根据美国前情报分析师Peter Mattis的说法，中共的统战部门力图“动员党的朋友打击党的敌人”，如今这一做法不仅深入进了澳大利亚的侨民社区，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负责性组织——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Peaceful Promotion of Reunification of China）。类似的，中共军情报系统的运行平台——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协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ontacts），通过与自主运营或不知情的外部代理机构合作，将信息运营外包。这类机构统一的操作方法是对感兴趣者提供访问“特权”，与之逐步建立个人层面关系，并奖励那些忠实地为其背书并贯彻执行所建议的谈话要点的个人及团体。
专制干涉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和利用民主国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ies）。澳大利亚的脆弱性包括大学和媒体的资金链破裂、竞选集资法有意的松散监管，以及对退休政治家默许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中共的渗透使得开放、民主和多元文化体系运作失去了信任度，也同时腐化了澳洲的政治进程。如果有朝一日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议会制度，便意味着它们已切入了澳大利亚政治主权的本质核心。去年5月，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孟建柱向澳大利亚工党反对派领导层警告称，澳中引渡条约流产后将可能导致严重的“选举”后果。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孟建柱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代表不得不告诉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工党不支持澳中关系’，那将是一桩耻辱。”
悲哀的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中共压制批评声音的“指令”已被本地团体、学者和个人深深内化。关于中共在澳影响力的第一本书——Clive Hamilton的《无声的入侵》，连续遭到了被三位澳洲出版商的搁置，原因是恐惧来自北京的报复。同样的，澳大利亚的大学领导人公开“驳斥”了对“来自中共渗透”的担忧，甚至忽视了来自本校学者的呼吁，反过头来做出一系列的所谓“补救措施”，以图防止即将到来的经济报复。
堪培拉在行动
近几个月来，这桩沉默的入侵阴谋不断的获得了来自记者、学者、安全官员和政治家们的联合挑战，他们开始彼此携手合作。澳洲国家安全机构比以往更清楚的向公众们发出警告；记者则以此为据，又借鉴学者们的专业知识撰写报道文章；政治家们也开始认真对待来自安全机构和媒体调查的信息。
2017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费尔法克斯媒体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已向澳洲主要政党发出警告，两位最慷慨的华裔捐助者“与中共有着强大的联系”，而且“他们的捐款带有未知的附加条件”。其中一人利用40万元的政治捐款，试图软化工党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费尔法克斯记者Nick McKenzie还透露，一位前自由党贸易部长离职后直接转到一家中共背景的咨询公司工作、提供“内容不明”的服务，年薪88万澳元。
去年年底，随着澳媒系列报道的陆续推出，总理谭宝联合联盟党政府宣布不能再容忍Dastyari议员与中共特务之间存在的合作关系。Dastyari已被证明收了金主的钱后一字不差的说了金主要他说的话。他还曾警告金主，他们之间的对话不再安全，电话正被ASIO监听。Dastyari的离职意味着谭宝政府将外国势力干涉问题正式带入了主流对话，并且表明澳大利亚的容忍是有限的。
谭宝在2016年8月授权对外国势力干涉情况进行分级调查，结果激发了“四项原则”的制定：首先，反外国干涉战略的针对目标是外国政权及其代理人，而不是怀疑在外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的忠诚度；其次，该战略并未指明专门针对中国；第三，它将把“秘密、腐败或胁迫性”行为与合法透明的公共外交行为区分开来；第四，调查将建立在“透明、执法、威慑和能力”的原则上。
谭宝解释说，将进行立法禁止外国政治捐赠，在澳大利亚政界工作的外国政权及其代理人被要求依法登记身份，而针对政治干涉和间谍活动将引入更严格的法律。在谭宝推出这些新法律之后的几天内，北京对澳的统战网络已全面启动，在一场关键的议会补选中煽动当地社区侨民反对、抵制一位“反华”的参选议员。
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3的选民支持反外国干涉立法，只有11％反对，然而精英层面的态度似乎在以另一种方式倾斜。大学、媒体和商业组织普遍指责澳洲政府“越权”并不遗余力的争取豁免权，如今政府已向媒体的独立性做出了妥协，本月底议会委员会审查之后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另一些批评人士说政府没把所谓的“干涉”定义解释清楚，还有人批评澳大利亚将与中国的关系视作太过消极。许多人还担心法律中宽松的定义和指控可能会波及所有华人。有些人甚至更加苛刻，例如悉尼大学副校长Michael Spence就曾表示，谭宝政府应该停止其“恐华的言辞”。
民主世界的道路在前进
澳大利亚政体面临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其他国家所同样面对的，但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和做出反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在全球不断扩张其个人影响力。
澳大利亚是否正在“唤醒”全世界对中共影响力干涉的警觉度？答案是肯定的，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给出了5个原因。首先，这桩辩论起源于澳大利亚的中国社区，这里的人们已有能力识别中共所刻意施加的影响与他们自身的真实意愿；其次，澳大利亚已经超越了对中共争论点的虚假辩论层面，而能够正确的关注中共的真实意图；第三，澳洲政府授权委托进行彻底的跨机构调查，以构筑基于内部的坚定共识；第四，参与调查者们正努力在对开放社会的合法影响与侵入性干扰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最后，这些新制定的原则，在未来有望普遍而平等的适用于所有被秘密、腐败或胁迫行为所困扰的国家。
谭宝及澳洲政府目前所做的，是在搭建维护人类民主政治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平台，以工党为首的反对派阵营同样会支持这一共识。堪培拉也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民主国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未来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澳大利亚和民主世界需要支援为数不多的独立中文媒体平台，让侨民社区不再被迫依赖已被中共“审查”过的媒体新闻来源。澳洲大学需要建立新的流程来确保透明度、恢复研究独立完整性、重建对中国的认识。记者、作家和政治家则需避免条例太松懈的描述，否则会被中共抓住把柄作反击。外交官们需要明确“与中国建立关系”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而非关系的本身。
澳洲的情报机构已开始清晰描述他们对中共影响力的担忧，但现在需要更进一步。仅停留在警告有关侵犯“主权”可能遭到威胁这样的抽象概念，远不如解释清楚中共的运作模式来得有效。虽然美国情报局今后可能会效仿澳大利亚的做法，但澳大利亚情报局应该借鉴美国检察官Robert Mueller的做法，利用法律起诉程序作为推动公共教育的机会，从而减小记者和政治家们所承担的责任。
澳大利亚如今已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加强优势，弥补其开放的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脆弱性的不足。必要时，我们不得不进行间谍战。但像所有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只有当我们真正拿出足以摆到台面上的明确证据和合情合理的论点时，我们才能取得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