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七暴动”（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8年4月9日讯】五十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六七暴动”，是笔者毕生之痛，从未忘记，也不愿忘记。
早前看到邢福增教授以《动荡时代的挑战：“六七暴动”与香港基督教》为题在讲座中发布他的研究结果，荧光幕上显示他根据1967年《大公报》报导，整理出约有五十多所教会学校学生在“六七暴动”期间成立了“斗委会”或“战斗队”的学校名单。圣士提反女校、圣保罗男女校、华仁书院、培道女子中学、英华女校、基协实用中学……啊！我不禁惊呼，这不就是我们当时所组织和领导的斗委会？从来没有人如此精细地研究出这样完整的名单，如果加上非教会学校，如皇仁书院、英皇书院、伊利沙伯中学等，原来真有近百个“斗委会”。看到那些由我自己直接组成和领导的“斗委会”名字，我全身发热，头顶出汗，像是一个小偷被人搜出赃物，羞愧之心油然而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无限伤感。
但是，五十年来我只写过三篇文章：《“六七暴动”恶花今结果》、《七十年代学运的国粹派》和《回忆林彬兄弟惨案》，没有作出全盘的回忆。原因是我无法梳理这场错综复杂的惨剧的全局，也无法抽身，理性反思。
感谢多位作者和导演不辞劳苦搜集资料，出版制作了不少关于“六七暴动”的作品，抢救了即将被消失的历史，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让消失的档案从此永远长存。我看过的作品包括：张家伟的《香港“六七暴动”内情》、《伤城记》和《“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岭》，金尧如的《香港五十年忆往》，江关生的《中共在香港上下卷》，余汝信的《香港‧1967》，赵永佳、吕大乐、容世诚的《胸怀祖国‧香港“爱国左派”运动》，翟暖晖的《赤柱囚徒》以及罗恩惠导演的纪录片《消失的档案》。
当年的笔者，是中共地下党员，接受设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港澳工作委员会（公开招牌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即现在的中联办）的领导，直接领导人是梁焕然（又名大姐）和欧阳成潮（又名大陈）。经过他们的口头传达，面授机宜，我是绝无疑义地清楚确定，这场震撼全港的暴动，千真万确是港澳工委为求自保，紧跟中央，依照国内文化大革命的范式而发动，领导，组织的一场惊天惨剧，林彬确是被中共所杀。所以当常常有人意图否定这一事实，说什么现今未知真相，什么群众自发，什么林彬之死非左派所为等等说辞时，都触动我的神经，引起我的愤怒。
上述作者和导演（除金尧如，余汝信外），均直面历史真相，明示立场，以“六七暴动”命名这次事件，认同“暴动”是事件的真实性质不容否认。他们排除了那些“五月风暴”，“反英抗暴”，“六七事件”等违背史实，模棱两可的提法，令笔者相当高兴。所有的作品资料浩繁，证据确凿，有些引用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六七笔记”所记录的资料最有说服力，驳斥了那些荒谬的言论。他们都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作出差不多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六七暴动”是由港澳工委发动，得到中央的支持，周恩来直接过问，其间或受四人帮干扰，政策时左时右，但周恩来始终能处理突发事件控制大局。暴动最终因毛泽东指示香港要保持现状，周恩来下令停止才得以结束，暴动以失败告终。周恩来及中央官员批评斗争搞错了，港澳工委发动暴乱犯了路线错误，将地下组织暴露了百分之九十，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结论令笔者感到无限安慰。
然而，究竟港澳工委有何能力发动如此厐大的群众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现实的问题。邢福增教授在讲话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疑问。他质疑港澳工委怎么可能在基督教，天主教学校内发动这些学生起来造反，一定是校内有中共的针或线和地下党员。共产党员毛均年当年潜伏在循导中学当教师，后来被地下党调派新华社当副社长而曝光，再成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就是一例。
笔者当年是具体参与的组织者，当然知道答案，他们靠的是“地下党”，是透过港澳工委属下各条战线，比如工运战线、教育战线、工商战线和新闻战线等的地下党员去发动群众，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忽视地下党的存在和作用，是无法解答这个问题的。可是上述作品，都回避这个问题没有寻找答案，“地下党”在这些作品中消失了。（尽管纪录片《消失的档案》有我的访问，也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不是全片的重点）。
我知道搜寻“地下党”在“六七暴动”中的角色是困难的。其实那些被访的银行职工，书店经理，报纸编辑，工会工人，传媒记者等，很多都是地下党员，但大多数隐藏其真实身份，只有刘文成先生承认是共产党员，翟暖晖先生承认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受访者因慑于中共的淫威不敢揭露地下党的存在，有些作者自我审查不敢在访问中锐意追问，当然也有些作者根本不知有“地下党”的存在而忽略了。笔者只能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地下党”的影子，在文章中晃来晃去，呼之欲出。以下是本人在公开资料的基础上选取几个个案，尝试还原港澳工委教育战线下的灰线，组织学生参与行动的几种不同的方法，用以填补历史的空白：
一。庇理罗士女子中学
在张家伟的《伤城记》第二章《黉宫遗憾》中，记述十四名女学生集体被捕事件，是最能接近“地下党”的篇章。曾子美（曾钰成和曾德成的妹妹）接受作者访问时说，在庇理罗士中学读到中三时认识了一位住西环桃李台的中六学姐，是领袖生兼中文学会干事。初时学姐经常联络她，借巴金反封建礼教小说《家》、《春》、《秋》给她看，后又进一步循循善诱，借出中共革命小说《青春之歌》，《红岩》给她阅读。曾子美表示这位学姐手法巧妙，不会刻意硬销政治理念，在其引导下她开始思考问题，关心时事，并逐渐认同中国。1966年暑假有同学带她去“青年乐园”，让她担任“课本出让站”卖二手书义工。
韩雪也在访问中透露，庇理罗士中学的中文学会主要是举办戏剧，文学讲座，辨论会等文艺活动。担任学会干事的中六学姐带她和低年级同学参加旅行，联欢会等课外活动。1967年9月常带她们去培侨中学，参与官津补私学生国庆表演节目的䌽排活动。
1967年11月庇理罗士女子中学一名余姓同学把讽剌校长的打油诗《毒玫瑰》投稿“青年乐园”而被取消奖学金。中五学生劳惠琼为协助她继续学业发起募捐，被校方开除学藉。中六学姐召集韩雪，曾子美等十多人于湾仔一家补习社开会，（该补习社于1968年中成为《新晚报》副刊《学生乐园》的读者活动中心）商讨如何协助被校方开除的劳惠琼，会上学姐主张劳如常回校上课。劳惠琼回校当天得到校内十三名学生声援，高呼口号抗议，最终全体被捕。
从以上资料可以证明几点：
1。断定庇理罗士中学十四名学生集体被捕事件是由港澳工委教育战线下的灰线外围组织“青年乐园”（请参阅拙文《我所知道的“青年乐园”）所策划，组织和领导。
2。那位中六学姐就是“青年乐园”在庇理罗士中学内的“针”，她有政治组织联系，可能是共产主义青团团员或共产党员。她利用校方主办的课外活动去结识低年级同学，并进行中共式爱国洗脑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她们认同中共。
3。中六学姐是事件的领导者。她能迅速召开十多人的会议，相信这些学生之间早有联系或己组有读书会之类的组织。她在会议上主张劳惠琼照常回校，是早己订定的计划，且在学生被捕后又劝家长不交罚款，是刻意一而再地制造事端，为的是扩大对社会的影响。
4。曾子美和韩雪表示，她们对人造花厰事件几乎一无所知，极力掩藏集体被捕事件与“六七暴动”的关系，以便谴责校方无理镇压学生。但据该校毕业生忆述，“六七暴动”期间校内曾有人把传单由学校二，三楼抛下，校方开始搜查学生书包。（《伤城记》页47）这说明庇理罗士中学斗委会早己成立并有所行动，引起校方警觉，追查之下发现源于“青年乐园”这个刊物。十四被捕学生中应有斗委会成员。
5。大多数领导人在成立了官津补私学校斗委会，撒过了传单，贴过了标语，经历部份学生被开除后便完成任务，不再步署后续行动。“青年乐园”的地下党领导人却并不就此罢手，为了做成更大的社会影响，继续指使中六学姐利用余姓同学一事及劳惠琼募捐一事组织后续行动，结果酿成集体被捕。地下领导人不顾只有十多岁学生的学业前途，把她们的热情利用殆尽，是“六七暴动”中恶劣例子之一。
二。皇仁书院
大约是1962年，我正任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学友社”主席，香岛中学低我一届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叶国华（本名叶允鸿，改名叶宇腾）来到“学友社”参加活动。领导人梁焕然通知，叶是自己人，被派入学友社接受锻炼，命我分配工作给他。锻炼？我明白了，他是犯错，一定是地下党灰线学友社系统的几间学校的读书会被他搞坏了，面临涣散，才被党调入学友社锻炼。后来一群本在外面受他领导的读书会学生，包括沙氏姐妹，叶淑仪和张绮玲等，也跟着参加了学友社戏剧组活动。
当时，正值学友社展开规模庞大的“仙羽神弓”舞剧公演筹备工作，为要试试叶国华的工作能力，我分配他做演员服装管理员。见他卖力工作，井井有条，态度良好，也甘心接受我的指派。那时学友社香港区人丁单薄，只有口琴组和轻音乐组两活动组，我对他有了信心，便把整个香港区分配给他全权领导，后来他更在香港区成立了文艺组，自任组长，并建立了香港区的党支部。
至1967年6月人造花厰工潮己发展成群众运动，“学友社”九成的社员因为害怕己经离开，兴趣活动组纷纷停办。还愿意留社的学生少于一百人，都是受过我们爱国教育洗脑的积极分子。继各界斗委会成立，学界斗委会也宣布成立之后，我被通知官津补私学校也要成立斗委会。学友社内的地下党员包括我自己，纷纷把留下的积极分子按学校单位分别组成斗委会及官津补私文艺战斗队。
叶国华领导的香港区有两个皇仁书院学生参加文艺组活动，就是伍镇环和阿标，同时也有两个皇仁书院学生在口琴组学习吹口琴，就是李继潘和何安顿。因为皇仁书院是名校，有影响力，叶国华亲自上马，直接领导这四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学生，组成皇仁书院斗委会。虽然只是四人起家，但几个月间便一层层地发展为约十多人的组织。
他们于6月2日在学校正门悬挂六呎长红布白字“粉碎奴化教育”标语，也在横门张开一幅“粉粹反华课本‧言论”标语。在校内散发“告皇仁同学，工友，老师书”，张贴各式反迫害斗争标语，安排口琴组组长关业昶在校外拍摄，并在亲共传媒上公开宣布皇仁书院斗争委员会成立。结果李继潘，何安顿被抓到，遭校方开除学藉。而共产党员伍镇环却顺利考入香港大学成为港大国粹派的领导人。共产党员蔡文田则是皇仁斗委会发展的第二层成员，虽属“学友社”系统，却从未去过“学友社”。他在行动中亦被开除学藉，后来入读中文大学，成为火红年代中大国粹派的大阿哥（现己去世）。至于那位阿标，我至今未找到他的消息。
叶国华像“青年乐园”的领导人一样，没有放过李继潘和何安顿，被开除学藉后，继续步署他们“回校斗争”。于是，便出现了李继潘和何安顿双双被捕的一幕。（请参阅《中共在香港》下卷页251）强行回校的结果只能是被捕，像是送羊入虎口。他们出狱时“学友社”并没有为他们举行欢迎会。
在地下党内，党员干部能发展多少属下党员，能抓住多少群众就是向党邀功的本钱。叶国华得到皇仁书院这张皇牌，是“六七暴动”的大赢家。通过口琴组，轻音乐组和文艺组，他自己和属下党员所发展的党员至少有五十人以上，单宋树材一人便发展了十五人。叶国华毫无疑问地因而得到党的提拔，在地上，他当上红顶商人和特首董建华的特别顾问（现为“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在地下，也晋升为灰线领导人之一。许多人包括李继潘、何安顿、伍镇环、蔡文田、宋树材等都成为他升官发财的踏脚石。
三。金文泰中学
中共地下党渗透金文泰中学源远流长，有历史传统。以下是笔者收集到的几则证据：
★我收到加拿大某大学退休林教授来函，忆述他就读香港金文泰中学所看到的事情：
“53–56年间，在学的有进步思想的同学，会邀请一些成绩较优秀，又有可能“被发展”的班友组织学习小组，研讨功课上的疑难，我被邀请参加几何学习小组，为组员准备一些课外补充题加强练习。小组约有七至八人，在功课之外，或闲谈或露营远足，或顺带提及一些社会话题，例如港英阴险，祖国强大之类。具鼓舞性的著作诸如《牛虻》、《钢鉄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等都不时提起，但手法是十分温和的。
进步同学肯定跟校外一些人物有连系，比如培侨中学或汉华中学的学生，这是否算是接受领导，那就很难说了。当然，这种连系，“被发展”的班友是不知情的。他们既感受到同窗的温暖，又本着帮助同学搅好功课的目的，一般都很愉快地投入这些学习小组的活动。
小组内有人动员班友回国升学，考生必须考取“政治常识”这一科，准备回国升学的香港学生均须熟读《政治常识读本》。我知道约有十二名班友被动员回国升学，却没有人动员我。回国后，他们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大跃进期间食物短缺，有些同学缺乏营养无力上课，为了减少饥饿和疲劳的困扰，被迫常要躺在牀上，他们名之为“劳逸结合”。三年后，差不多全部同学回港，都没有学位。我和他们仍有联系，了解他们回港后找工作非常困难，也无法继续升学，知道他们至今不愿回首这段惨痛的往事。
★作家小思（即卢玮銮）曾在她的专栏“一瞥心思”中写有一篇文章《我进读书会》，文中写道：
“1955年我升学金文泰中学，记得初中一年级时，小息在操场上散步，高年级学姊迎上来聊天，问我想不想多读课外书……我自然爽快说想。从此，我进了学姊学兄众多的读书会，第一本读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着《钢鉄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第九章，主角保尔因自己“应先属党”要和情人冬妮亚分手，这情节真叫我吓一大跳。
因为保尔在书中的推介，我们第二本书就读《牛虻》，一年来，我在读书会读了七八本书。再过一年，读书会消失于无形中，据说主持的学姊学兄给开除出校，还被递解出境。”
小思说：五十年代中，所谓“左派政治渗透”真够厉害……相信我遭遇的，不是个别事件。
★报刊，电影文化产业出品人石中英（本名杨宇杰）在他的文章《我是“青年乐园”派报员》中说，十三岁那年，他正在金文泰中学念中三。同窗友好梁中昀（人称阿猡）介绍他去“青年乐园”做派报员，是应另一位高班的金文泰师兄谢镜添（人称阿督）所嘱的。原来谢师兄己是资深派报员。石中英经历两年半派报生涯，至中五下学期才停止。从此，他与谢镜添和梁中昀结成“青年乐园”的金文泰三剑侠。
在文章的尾段，他写道：“1967年夏天，十六岁的我因与同学印制了“爱国无罪，抗暴有理”小报，在紧急法令下，被控以“藏有煽动性标语”的罪名，入狱十八个月。出狱后在社长李广明（人称阿叔）的引导和教诲下，成为《新晚报》副刊“学生乐园”的小编辑，直至七十年代。阿叔既是我青年时代启蒙导师，也是我一生的导师。”
★另一位金文泰中学毕业生，中文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王晋光于2015年在《明报月刊》五月号发表文章《当时己茫然》。在文章中，他承认“六七暴动”期间曾参加两次示威游行。其中一次是在旺角弥敦道三育图书公司门外。他描述游行有高度组织性，在行人道上逡巡的学生在一声暗号下，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马路中间，迅速形成队伍，手拉手唱歌，高呼口号。队伍维持二十分钟即依约定时解散，等到港英大批军警开到时，示威人群早己不知去向。（笔者按：这是四十年代中共对抗国民党时采用的“飞行集会”，学界斗委会专门为官津补私学生举办的这种游行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北角英皇道，第二次在中环街市外，王晋光参加的是第三次。请参阅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内文《上街的联想》页128）
王晋光也承认曾随金文泰中学斗委会成员谢镜添去赤柱监狱探望杨宇杰及谢的弟弟，两人皆因运送传单被捕。后来杨宇杰和梁中昀进了新华社工作，他再没有跟他们联系。
王晋光的老师，中四班主任戴荣钺规劝他：“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好好读书吧。”自此，王晋光开始反省，对政治事务渐失去兴趣。他中五毕业后，金文泰校方拒绝录取他，幸得同学，老师的帮助才能进入巴富街中学升读中六，从此踏上学术之路，离开政治。
相对于石中英，王晋光是坦白得多了。那些“飞行集会”的集合时间、地点，与地下党没有政治联系的人是不会知道的。王晋光坦言自己参加了游行，证实他的同学有地下党联系，也为我们证实了地下党在金文泰中学组有斗委会，那金文泰三剑侠就是金文泰中学的斗委会成员。
四。一间私立中学
杨甘川，施纯泽和陈杰文三人同是“学友社”民乐组成员，也在同一间私立中学就读。杨甘川己于2010年5月因肝癌病逝，在他临终前的半年左右，专门来电告诉我他的一段经历，并让我记录在案。
他说：他们三人认识香岛中学学生严观发，经他介绍又认识了中资新华银行林某，并在他的领导下组织学习小组。“六七暴动”期间这个小组讨论组织战斗队的计划，商量摆放真假炸弹行动，响应斗委会的号召，实行暴力斗争。当炸弹制作完成，计划亦己拟定，正要行动之际，林某突然通知取消计划。但他们三人己经作好一切准备，正是如箭在弦，不愿停止行动，决心在某夜自行把炸弹摆到街上，却遇上警察，三人赶快逃走。结果，杨甘川及施纯泽逃脱，陈杰文被捕入狱，遭毒打并饮头髪水。警方搜查陈杰文之家，没有搜获证据，因所有器材均在杨甘川家里。陈杰文一年后出狱，没有向警方供出其他两人，很讲义气。
可能因为陈杰文早己是宏光国乐团团员，拉得一手好二胡，好板胡，经严观发联络，向我表示他们有来参加民乐组的意愿。当时我兼任民乐组组长，经过我的同意，他们都来了，相信他们在民乐组有一段愉快的时光。我对他们的事早己略知一、二，但从未查问，心中只常记挂着陈杰文胃内的头髪是否己经清理。
我是看着他们三人成长的，很熟识，认为他们原本都是好青年，是中共的有毒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杨甘川移民美国后常来电话联络，感觉到他的欲言又止，我一直等着他的自我表白。他得知自己重病后，本拟来温市与我见面，可惜未能如愿。事件中的许多细节，我没有追问，是不忍。在电话中听着他喘息震颤的声音，明白这是他自觉死神将临的觉醒，我己经非常感激。
他让我们终于可以证实，港澳工委统领的地下党，利用中资机构内的党员，组织青年学生参与“六七暴动”是铁一般的事实。
江关生在《中共在香港》下卷（页300）中，有一段记载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受访时的说话：当“六七暴动”发生时，我己经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里，我们有三、四个政治上志趣相投的同学，经常见面，买毛泽东的书，一起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大家联合起来寄钱到《文汇报》支持左派工会。我们甚至上街参与由本地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示威。江关生根据多种资料，推断曾钰成是共产党员应无疑问。（笔者曾把地下党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证地下党员，第二类是推算地下党员，第三类是行为及思想实质地下党员，我确定曾钰成是第二类，与江关生不谋而合。请参阅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页233）
那么，曾钰成的党印是怎样炼成的？许礼平的文章《曾氏一门轶闻》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在九十年代，许礼平曾与曾钰成的父亲晚膳，曾伯对许礼平表示，曾钰成本来不是这样的，后来跟了傅华彪，受了他的影响，才有所转变。于是许礼平四处打听傅华彪，于2012年11月，在一次与一众好友赴穗探望“青年乐园周刊”老社长李广明之后，在回程路上才找到机会向傅华彪细询。据傅透露，年青的曾钰成当年有投稿“青年乐园”，也常常上报社，傅是英文编辑，与曾钰成交谈，很快熟络。两人有共同的行山兴趣，常相约登山。有一次，曾钰成得了一个数学奖，若登记在册，必须是英藉。曾钰成请教傅，傅说，若是为了一个奖项而改变国藉，是否值得，若是他自己则不会这样做。后来不知曾钰成有没有改变国藉。傅华彪对曾钰成的爱国教育相当技巧。
这就是中共培养地下党员的典形模式。一个编辑，一个学姐，一个阿叔或组长，经过他们的教导带领，使你“进步”爱国，便改了你的一生。
上述所有作品全都确认，“六七暴动”是由一个中共派驻香港的机构，即港澳工委（现为香港工委）和一个工委书记即梁威林（现为王志民）所发动。中共在北京召开会议，也有香港工委代表出席的公布，这是香港工委存在的确凿证据。但是在香港，所有的评论，传媒，访问却从未提及香港工委这回事，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招牌“中联办”。（只看过麦燕庭的报导文章《从地下到地面》）香港人与中共合作把香港工委藏在地下，让这条有毒的蠎蛇在地下到处窜动。它窜到哪里，哪里就失去平等，公义。这是回顾“六七暴动”，联系今天时局所发现的最荒谬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扬言，“要牢牢掌握中央对香港的全面实管治权”。这样十拿九稳的宣布靠的是什么？就是地下党。作为香港地下党总指挥的香港工委，经过这二十年的运作，己经技巧娴熟，得心应手。破壤民主运动的步伐节节推进，势如破竹。香港民主派未能遏止地下蠎蛇的进攻，要吹响危险的信号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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