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将文革浩劫定性为“艰辛的探索”，引发众怒。图为文革期间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深化而提高。对“文革”的定性，《决议》不是完美的终结，而是良好的开启，也许还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约数？不好说。
解放思想，就包括对已有的结论，哪怕是权威的结论的怀疑、批判和扬弃。定于一尊，祖宗之法不可违，现成的结论不能变，从来与解放思想绝缘。
循此，说“文革”是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恐怕还不够，不够在国人对历史教训更深切的认识与把握上。好在，从那以后，国人对那场浩劫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对“文革”的定性更准确更实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对“文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确提出，“文革”是国耻，值得探讨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写的《只有一个顾准—— <顾准日记序>的补充》一文中，郑重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 (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 ，“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同年底，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说：“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 ——‘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李先生所言极是。
文革摧毁中华传统文化，诋毁神佛，侮辱孔夫子。（网络图片）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当时的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经毛钦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当局认定和通过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通知和决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台上衮衮诸公，有谁在这个祸国殃民的通知和决定出笼前后，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公开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面析廷争，从而为这个国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间的正气。不错，当时黑云压城，压力山大，但你既然占着那个位子，你就是国家的栋梁，就有抗争的义务，就得有所担当。
可惜，我们看到的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庙堂中竟然无有一人是男儿!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怀仁堂拍案一说，那就基本上是在重复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牧师的铭文所讲述的故事了：“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得到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保驾护航。笔杆子在前，各种舆论机器全部开动起来，为“文革”摇唇鼓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贩卖的无不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个人迷信等这些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与邪教，干尽了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等伤天害理的勾当，颠覆的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与常识。
公检法居中，对“文革”对象和不满“文革”者全面张网。当时有砸烂公检法一说，但砸烂的无非是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两道防线。没有辩护，辩护就是犯罪；没有审判，审判就是言出法随。此后，公检法合署办公，按照“公安六条”行事，沾上这六条的边，就能下狱乃至杀头。莫须有，并不是秦桧的专利。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凡是两千年来专制发明的构陷都派上用场，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达于极致。至于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湖南道县和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则完全失控，令人发指。殿后的是军队，所谓支左，支了什么，过来人心里都有数。
“文革”还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极为虔诚和狂热的拥护。这等于是上面说，你们自残吧，打自己的脸吧，这是练功，能强身健体。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兴高采烈争先恐后扇自己的耳光，还恨不得拿砖头砸自己的脑袋;上面说，你们一起往沟里跳吧，那里是天堂，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唱着赞美诗奋勇争先往下跳;上面说，你们大家互相掐架吧，其乐无穷。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掳袖照准对方的软肋猛下狠手。当其时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可惜经过多少年的洗脑，已经很少，还无一例外都被捆绑住手脚、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这样的先知先觉、大智大勇，挣脱了精神的枷锁，告诉大家皇帝没穿衣服，也被认为是疯子、恶魔。然全民脑残，可悲哪！
总括以上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还匍匐在神的脚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声声吾皇万岁。告密亲人成了忠诚的代名词，同族相残受到制度性的唆使和奖励，假话已经是每个人的护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些洋相，一时成了时髦。几千年古国文明包括人类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尽净。这种自淫自残、自乱江山，自掘坟墓的蠢事，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万众一心、心甘情愿地干，理直气壮地干，信心满满地干，唱着赞歌干，一直干到共和国主席、解放军两位元帅、大批社会精英，以及无数被打入另类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关的关了，没关进去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我统计了一下，那十年，被杀害、自杀、整死和失踪者，高达210多万人。与八年抗战国军牺牲350余万将士相比，该做何感想。如果考虑到叶剑英作报告时“文革”刚刚结束，考虑到“文革”期间几乎无档案可言， 210多万这个数字应该说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显，在“文革”期间，举国几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说是国耻，并不为过。顺便说一句，张志新临刑被割断喉管、林昭被杀害后警察向其母亲索要子弹费、钟海源被活体取肾，随便哪一例，都够得上国耻。
说到这里，不能不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也没能把他们的铁蹄伸向黄河对面的延安乃至更广大的西部地区，“文革”制造的灾难在中国大陆却无远弗届。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再怎么艰难，也还能让教授们教书，学子们读书，“文革”十年，举国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吴晗、傅雷、卞仲耘们，能走出国难，却走不出史无前例的造反岁月。
一个国家在集体发疯， 国难耶，国耻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鸣笛以警示国人莫忘国耻，那么，对“文革”，该不该确定一个日子，以警示国人？如有必要，那么， 1966年5月16日，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通知发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笼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日子，都有资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国耻不足畏，知耻而后勇，怕的是讳疾忌医。以史为镜，不重犯“文革”错误，这一课似乎应该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