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剪报资料内残留着一篇2003年4月28日《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内容是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有一部“专著”问世，书名标题《下级学》。张二江是10余年前名扬四海的五毒巨贪，当然与现今巨贪早已无法同日而语。五毒是指吹、卖（官）、嫖、赌、贪。据云二江此书公然赞许和鼓吹奴才思想，介绍并宣扬官场种种交易技术，专门传授下级如何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作不同应酬，下级如何拍马，如何吹捧迎合上级以换取未来的权力。当然，张二江及其《下级学》遭到文章作者的抨击和批判，也在情理之中。据说某权威媒体又将此书斥之为《奴才学》。
将《下级学》称为《奴才学》，更显一目了然。虽然在现实中“下级”并不全部等于奴才，但奴才来自“下级”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也表明大批今日之贪官，正是昨日之奴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奴才与旧时代的奴才虽系一脉相承，但形式却能与时俱进。现代奴才能驾小车、懂洋文，玩电脑与手机也是高手；现代奴才既可以是张二江一类的各级官员，也可能是知识分子或学校的教师，当然也可能是市井上引车贩浆之流；相反，一个家庭保姆、一个机构或一个小区的守门人却可能不是奴才。即便旧时代的奴隶也不见得就是奴才，因为面对主子的淫威，有些奴隶也许会“装聋作哑”，有时还“又懒又笨”，甚至能“宁死不屈”。《红楼梦》里的晴雯，虽身为下贱，但绝不是奴才。
有趣的是，至少约在改革开放以来，坊间还流传着另一本“奇书”，标题为《厚黑学》。那是指导奴才成为主子后如何在官场博弈的“学问”，其基本要义是当官最讲究脸皮要厚、心要黑。《下级学》与《厚黑学》并列甚称“姊妹篇”——前者研究如何当奴才，后者探讨怎样做主子，相互间存在着承上启下的内在逻辑联系。《厚黑学》成书在腐朽的大清王朝，当然毫不足怪，只是《下级学》竟问世于21世纪初，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张二江既心甘情愿地充当某些“上级”的奴才，又把自己当成其下属的主子，卑躬屈膝、狐假虎威的事都干过。在我看来如此对张二江的概括评价，不仅恰如其分，甚至有画龙点睛之妙。不过这其中似乎还存在两个对偶问题被淡化处理了：（1）张二江在心甘情愿地充当“上级”奴才的时候，是否可以说那“上级”正是张二江的“主子”呢？（2）二江在将自己当成下属的“主子”时，又是否即意味着其下属又是二江的奴才呢？当初二江同志的上下级领导同志们切勿误解，在下只是一介布衣，绝无与领导同志们开玩笑的雅兴。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我只是从一般常识出发作推论而已。通常只要不出意外，今日之奴才成为明日主子的概率极大，而奴才一旦当上主子，往往比主子更像主子。其原因就在于如张二江这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出身，而且一旦遇到更“上级”的主子依然是奴才，也必将使主子在权力的专断滥用与寻租的道路上更加有恃无恐。大凡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主子，在“上级”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丑态百出的奴才。如此看来所谓“奴才思想”还需二江同志“公然鼓吹宣扬”吗？
我的剪报资料中，还有一份同样是10余年前的报导，内容系河南省卢氏县由奴才与主子合演的一出闹剧。事情是这样的：县委书记杜保干的继父去世，县里各乡镇、局委领导全来奔丧。表现最抢眼的竟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位乡镇党委书记。他们备好孝袍、孝帽，一下车即披孝带帽直奔灵堂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如丧考妣。下葬那天，三位乡镇书记再度亮相。首先是范书记某拨开众人扑在灵前，一口一声“亲爹”地嚎啕，任人怎么拉也不起来。直到县委杜书记走来朝范的屁股上踢一脚，说：“我知道了，起来吧！”堂堂乡书记才擦着眼泪鼻涕从地上爬起来。紧接其后的另一乡书记张某急了，也猛跨一步“扑通”跪倒，也是一口一声地哭起“亲爹”，依然是谁来劝都无效，最后还是县委书记亲自走过来朝张的屁股上踢一脚，说：“起来吧，我知道了”，张书记才意犹未尽地收泪止哭。眼看此形势急坏了一旁的第三位乡书记薛某，唯有责怪自己反应迟钝。按当地风俗下葬时还应有孝子打幡、捧盆，杜书记正为一时未找到瓦盆而说了一句“美中不足”，话未落音这位薛书记迅即大步跨到杜书记面前，前腿弓后退蹬地从怀里拽出瓦盆恭恭敬敬地奉上：“杜书记，盆——在——这——里——！”……
难道说，三位乡镇党委书记们是因为学了《下级学》，才懂得捕捉如此献媚争宠的机会吗？恐怕未必！也许这几个奴才倒确实需要认真学习钻研《下级学》，因为他们拍马溜须的嘴脸太露骨、太公开化、太无所顾忌，他们不懂得含蓄才是此道的高境界。不过，也可能他们是太迫不及待了。
二
说实在的，我无意从伦理的角度谴责这些现代奴才。奴才不是人的天性，自利才是人的天性。奴才是特定制度下权力无约束的产物，在中国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即是建立在身份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的一种传统。说得规范点，是臣民型制度文化；说得直白些，即是奴才型制度文化。自古以来人们常将多磕头少说话视为老成世故，这并非没有道理。李莲英在西太后面前是奴才，在小太监面前却是主子；一个太监如此，其他大臣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凡有皇帝的时代，必然会有对太监的需求，对太监的需求和供给，绝对是与皇权统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同理，凡有独断专权的主子，也必有对奴才的需求。高明的奴才，其过人之处就在于面对重权在握的“上级”，能不露痕迹而又效率极高地阿谀逢迎，以至轻松放弃自己的尊严与人格。
这种放弃是一种交易，也是一种投资。因为这种放弃有利于降低奴才在仕途进程中的全部交易成本，从而获得自己在远期所需的权力和收益最大化。作为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其中暗含的条件是：（1）交易必须能使“上级”和“下级”双方都带来预期收益；（2）“下级”有足够的信心，预期“上级”对自己许诺的履行。“下级”一旦发现“上级”没有诚信履行自己的许诺，则“下级”供给奴才的激励机制便会消散。所以一般情况下“上级”不会违约，原因是诚信与履行的结果是上下级的双赢。没有这样的诚信与履行，也就是没有对奴才的供给。张维迎教授是将诚信引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经济学家，他赞同福山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信任缺乏的结论。但在奴才与主子之间的交易中，绝大多数的主子却能保持较高程度的诚信，这样一种现状不知是否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奴才与主子之间又存在着博弈关系，“上级”大权独揽的策略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下级”逢迎拍马的策略选择，所以只有在上下级之间选择的相互作用下，才会产生奴才。在一个组织或地方政府机构里，如果“上级”选择的是真民主制度，则“下级”绝不会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原因是他搜索不到交易对象，而且当他观察到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约束，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交易动机了；相反如果“上级”选择的是假民主真集权制度，凡决策权乃至话语权都按权力的级别高低来分配，则“下级”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策略，一是面对权力垄断的主子争相献媚取悦、阿谀逢迎、卑躬屈膝当奴才成为优势策略，目的在于换取远期的权力与收益最大。中国民间谚云“大丈夫能伸能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阿Q式奴才哲学的认可；另一种是坚持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不愿当奴才，虽有时可能在重压之下迫不得已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但绝不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这两种不同策略选择带来不同收益，前者收益丰满，其结果正是所谓春风得意、心想事成，不仅能升官晋级、权力有加，货币收益也大于他人；后者则收益为负值，表现为办事处处不顺，交易费用不断上升，该晋升时也不能晋升，不仅主子看了心中不悦，就连主子身旁的奴才也看不惯这种愚蠢的傲气。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使奴才的供应不会过剩，也使对奴才的需求不会过度，从而形成一种能自发调节的供求均衡。
奴才不仅是上下级博弈的必然，又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在一个假民主真集权的环境里，环境会自然选择奴才，同时淘汰那些不愿出售尊严的人格独立者，从而在人的世界里形成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大凡奴才成群的地方政府机构或组织里，肯定有一个凌驾于众人头上的主子，那里所奉行的也必然是缺乏民主与自由的专制主义制度。一个社会或一个经济组织内，当奴才占据一定比例时，不仅导致讲真话的人难以生存，对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巨大的阻碍。
三
张二江的落马与《奴才学》遭批判，已是10余年前的往事了，但《奴才学》的精神却强大到无法摧毁的程度，以致于一个张二江落马，千万个李二江、王二江不断崛起，这正应了唐诗上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网上可查见，张二江已于2010年刑满出狱，见到的人对二江所作评价是：“一身朝气”。不过，今天的二江们与10余年前的张二江相比，在贪腐的数额或程度上，早已不在同一等级。这是否表明，《奴才学》广泛的社会需求，已毋须借助文字载体的《奴才学》的传播。因为人们仅靠心领神会，便早已将《奴才学》的精神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高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