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石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网上看到了陈奂生先生的博文，由他自己吃荔枝，想到了苏东坡的诗《惠州一绝･食荔枝》，陈先生认为日啖荔枝三百颗实在是太多了，是一种夸张。之所以要这样的夸张，是为了“有一个发泄通道”，是向迫害他的人示威：“荔枝在东京（开封）不是金贵吗？老子在惠州随便吃，一天可以吃三百颗？我气死你们！”
“荔枝三百颗”乃夸张手法 也与诗词格律有关
我看这首诗表现了苏轼的豁达，也确实表达出一种不向迫害者屈服的含义。但是，既然是表示可以吃那么多荔枝，既然是夸张，他为什么一定要说三百颗呢？一天吃一百颗就非常多了，二百颗就吓人了，为什么是三百颗？如果更夸张一点，为什么不是四百颗或者更多？
这跟写诗的格律有关。这是一首绝句：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绝句要讲格律，讲究平仄。近体诗到了宋代，格律已经定型，宋代人写近体诗，基本上都是合乎格律的。
这首诗第三句的平仄格式应当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其中第一字第三字可平可仄。
现在日、啖、荔、百、颗五个字是仄声（说明：颗在古代是上声字，音kě，到现代才变成了阴平kē），所以第五字必须是平声。如果也用了仄声字，那么整个句子就将只有第三字“枝”一个字是平声。那样的诗句是完全不合格律的，犯这样的错误，对于讲究“近体诗”格律的宋代人来说不可想像。犯了这样的错误，连秀才都不可能考上，不要说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了。
这样，第五字，三百颗的“三”这个位置，只能是平声。
而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中间，只有三是平声，其余都是仄声。所以，这里只能是三百颗，不能是其他数字。
所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中的三，是写诗格律的需要。换了别的数字，就不是格律诗了。古人写诗是要吟诵的，近体诗的格律并不是人们没有根据地随便制定的，它的产生是人们在吟诵诗的过程中，感到服从那样的格律才好读、好听，抑扬顿挫都使人感到舒服。经历了好几百年的过程，才形成了共识，这才是格律。
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比较一下，诵读“日啖荔枝三百颗（kě），不辞长作岭南人”与“日啖荔枝二百颗（kě），不辞长作岭南人”或“日啖荔枝四百颗（kě），不辞长作岭南人”，哪一种更顺嘴和顺耳？当然，诵读的时候一定注意，颗字一定读上声（音可），那才是古人的感觉，如果读了阴平声，感觉就不一样了。
与之相似的道理，我们也能够理解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不能是二千丈或四千丈（白发二字都是入声）。
我们也由此可以理解，古人在写诗词时，常常用“双”代替“二”，那也是因为平仄声的不同。有时候，好好的“十五”不说（十是入声），要说“三五”。如苏轼的《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溶金》“记得偏重三五”等，上元就是元宵，是十五，但是如果说成“灯火钱塘十五夜”、“记得偏重十五”，就不合词律，古人吟诵起来就不好吟、不好听了。
诗词和音乐是相通的，好吟、好听，这是做诗作词的根本原则之一。
附：
1.平仄：古代汉字读音总共四个声调，平声（现代普通话的1、2声）、上声（现代的3声）、去声（现代的4声）和入声（发音短促而音尾有阻塞，现代普通话没有了而许多方言中仍然存在），其中，上、去、入三声为仄。
2.数字的声调：一（入声）、二（去声）、三（平声）、四（去声）、五（上声）、六（入声）、七（入声）、八（入声）、九（上声）、十（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