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料理私人行李，正要招呼他一同进城予以款待时，他竟神速离场，不知去向。（网络图片）
民国二十年我在武汉与共匪展开地下斗争及这次破获要案后的次年春间（指破获共产党顾顺章案），彼时委员长蒋公因一时下野后，应全国军民之恳切邀请，自奉化返南京复职。某夜在陵园一个小山上的别庄内，委员长召集那时中央及各地方主持政治保卫的高级干部训话，并检讨过去得失，是晚戴笠雨农将军是最后冒雨赶来参加的。在散会片刻中，见戴单独向蒋公报告要务。在蒋公离场后，由别动队总队长康泽介绍戴与我相识。次日上午，前一天晚上曾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在中山路三O五号根据蒋公指示举行会议，检讨如何加强对付共产党破坏国家社会之方略，亦即“××社”与“××社”两个政治保卫的秘密组织的产生开始。
其时，我与戴笠为邻坐，散会后戴表示愿到隔壁我住的中央饭店谈谈，他到我旅室仅谈片刻，即邀我到他的鸡鹅巷办公处（戴的发祥地）一转，他那时名义上是第一师（胡宗南师长）的驻京办事处长，据闻他复担任该模范部队内部思想调查任务，加以其本人常驻首都，争取关系，更为方便，当时他引导我参观胡宗南所住的卧室，常表示胡来京机会不多，我可下塌该处。我以立场关系，未便冒昧接受招待，当予婉谢。隔数日，戴派人送一张本人照片，题称“孟坚先生”并附现款一包（大约一、二千元），我当收下照片，赠款原封退还，书片道谢。在那时，康泽也邀我迁往他手创的中国日报。因上述两个新兴的政治保卫组织，各自争取有力干部，我始终抱定自由独立反共立场，既不事“齐”，亦不事“楚”，仅保持与陈立夫先生在工作上唯一的关系。我因看出环境复杂，会议未终，即称病回武汉，赴帐房结帐时，竟称戴先生已代结付。当时考虑，认他既如此厚情，却之亦属不恭，且不愿为此琐碎而纠缠，但对其争取友谊的热诚，内心深感惊异，其手面如此阔大，亦其后成功条件之一。及后戴虽接近“××社”，而其个人另有组织，毕竟一枝独秀。
数月后我又因公赴京：自京乘水上飞机飞返武汉，在机中与戴相遇，二人并坐，正交谈中，飞机忽生故障，在安庆附近江中作强迫降落时，戴让我随着他咬牙闭口，两手塞耳，仅用鼻孔呼吸，以防吐呕，终于安全降落。他安定之后，向我说：“我们从此算是患难朋友。”待抵汉口水上机场，我先料理私人行李，正要招呼他一同进城予以款待时，他竟神速离场，不知去向。这是他“来去无踪”的现场表演。
及至二十一年秋间，我奉命结束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侦缉处。我所掌握的反共干部及自首人员，除由彼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借调八人外，其余移交中央调查科及三省剿匪总部新成立的第三科（主持对付共产党及其他政治任务）。初由彼时委员长侍从秘书邓文仪先生兼任科长，随后改由戴兼任，故戴以往干部中，有许多是我旧属即源于此。接着我出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而戴于彼时接办浙江省警官学校，他推荐赵龙文任校长，戴本人兼该校政治特派员，这是他着手掌握全国警政的开始。他因悉我整顿武昌警察，略有成就，特邀我赴杭州参观他所主持的警校，并参加赵龙文校长主持的座谈会，我与龙文结为友好，即始于其时。
其后戴每次来武汉，必须由他自动给我电话，或派车接我去谈，从不告知其寄寓所在。那时我仍兼任平汉铁路党务特派员，当我视察沿路党务到达北平时，他偕其助手郑介民将军在北平长安饭店招待我，彼时郑似代他负责北平工作，他委郑照料我，从此我与介民兄结为友好。戴彼时对我说：“你捕获共匪中央特务首要顾顺章时，我亲身听到委员长指示，责成你指挥掌管，你可否设法将顾移交给我运用？”我告以顾某被捕送往南京后，即移交中央党部调查科掌管，而我此时工作立场，对此事更无发言权，他颇为谅解。
此后又有一有趣的故事。某日我在警察局办公室，忽然接到两位女性自汉口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两位是戴先生的朋友，戴先生有一纸条给你（指我）请你照料我们。”我不知内情，只好亲自过江，到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访问她二人。这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告诉我说她们来自天津，戴先生匆匆离去，留下此一纸条给我。我一看确是戴的亲笔，只好予以应付，当问她们有何要求，答以只要代买车票回天津，其时未便查询她们的来历与戴的关系及任务，只好借本身为平汉铁路党务特派员身份向铁路局要免票二张，让她们回天津。因我彼时对这位“神出鬼没”的将军，采取警戒态度。后来见戴，他亦未再行询问这两女子的事。
自此以后，武昌警察的改进，已被国人注意。而戴将军的地位，更为上升，彼时好几个重要城市的警察局长，均由戴委派。有一次见到他时，曾以试探的语气问他：“何时接收武昌警察？”他立答称：“我要留着你训练的武昌警察作为全国警察模型”，言下既流露出他大权在握，又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在我任职武昌二年后，他曾一次赠武昌警察德制左轮手枪二百枝，使我的警容与警力，大为一振，全体警察，同感兴奋。
待抗日军兴，他驻在武汉时间较多，某日他突然来访，说要将自德国返国的友人介绍与我相识，因悉我已将家眷送重庆，桂永清夫妇仅借住我家的楼上房间，希望借用我的楼下房间，次日他介绍甫卸任驻德武官唐纵（乃建）先生见面，并邀其下榻我家。因唐先生新职为委员长侍从室秘书，办公处即位于我家邻近。原戴的铁血组织，唐兄系首任书记，戴的组织基础，实由唐兄协助奠定，其后戴对国家作种种贡献，唐兄亦与有力焉。先总统蒋公知人善任，除调唐兄入侍从室任职多年外，迁台后，出任执政党中央秘书长，复任驻韩大使，贡献甚大。
迨抗战时，武汉撤守，武汉警察改编为湖北省警卫部队，当我行军至宜昌时，忽接戴来电，希望将我所统率的警察，改编为财政部缉私总队，我出任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兼总队长，当复电云：“武昌警察多属湖北子弟，今后任务，须听湖北省府决定。”我虽婉拒，他并不因此而有何反感。
及我出任兰州市长以后，因兰州为其训练根据地，他在兰州九间楼设有办公处，市府所属警察局长亦为他所指派，彼时沈觐康局长性情暴躁乖僻，各方难与相处，他自我处得悉，立即撤换，我深感其合作态度之认真。
我在兰州任职数年间，每赴重庆，他必派车迎往其曾家岩寓所畅叙，并予厚款。我与陈质平大使论交，亦始自在戴府与他相识。人仅知戴将军以手枪作对付敌人的工具，不知他把手枪当作欣赏品，在其寓所特辟一室，将其不断自各国购得的有名手枪，一一陈列，他曾数度导我观赏。
再在接近抗日胜利时，他特邀我赴重庆郊区磁器口，即他的“大本营”所在之处，住了三晚，日间引我参观其主持的中美合作情报设施，及其训练好的数十头警犬表演，晚间谈论未来事业前途，最后劝我辞去兰州市长职务，转仕重庆特别市警察局长，并说：任警察局长三个月后，担保我升任特别市长，我当答称：“我不愿从这个官场搬到那个官场，如果你给我一个特殊任务，或让我乘飞机带降落伞伞兵数百人，突袭敌区任何一个目的，我愿立即从命。”他最后感叹说：“我一向想争取任何人，没有人不表示乐从，现在有几位驻外使节，都供我驱使，唯兄数拒我矣！”说这话时，虽有怅怅之情，却无不快之意。我遂笑着安慰他说：“我是你的预备队。”他亦甚为谅解，并不计较。
抗战胜利后。他接收许多敌产，当我去上海前曾电请戴将军为我安排一临时住所，他竟将狄斯威路敌产房屋一栋，配给我住，使我其后因公赴沪，停留有所，深感这位铁石心肠的将军给我的情谊，而非言语所能表达。胜利不久，忽闻其乘机失事的噩耗，竟尔与其革命事业辞别，痛悼之余，诚为国家叹息。许多人说：“如果戴雨农不死，大陆不会沦陷。”我曾答称：“这话言之过甚，不过戴如不死，可以给予共产党更多破坏，更多的失败，则为必然。”再补充一语：“雨农兄是动乱时期中的‘强汉’，亦是反共救国的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