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秀与孙子孙女的合照（图片来源：明慧网）
【看中国2018年7月20日讯】编者按：距离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镇压开始的这一天，已经19年过去了。但19年过去了，这场镇压依然还在持续著，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依旧遭受著残酷的迫害。18年前，時任《華爾街日報》的記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曾在报道中说：镇压中动用的安全力量，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没有见过的，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大规模的逮捕、殴打甚至杀戮而停止，相反，抗议仍在继续。他跟随着一个个主人公，见证了一群中国人的苦难与坚毅，信仰展现了惊人的力量。
时至今日，希望藉由这样的日子带您回顾在那样一个严酷时期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个个故事。
(看中国记者郑雅文编译报道)本文译自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于2000年10月2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原文标题为“为了一纸证明”（Paper Chase）。张彦因为对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报道而赢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本文是其获奖作品中的一篇。原文很长，为方便读者阅览，以下译文有删节。
拖着6岁的儿子，张学玲在一个初夏的上午艰难的走向中国政府的信访办。记忆，犹如那热浪一般，压迫着她。
4个月前，她的母亲陈子秀“试图来到这里抗议，想说明法轮大法是好的”，张女士说，“但是她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死去了，所以，现在我代表她来到了这里。”
58岁的陈女士曾希望说服政府-取缔法轮大法是不公正的，她从几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陈女士的那次北京之旅，以被捕、酷刑和死亡结束，她的故事在本报4月份的一篇文章中有记述。5月份，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了解到这个事件，后来批评中国未能控制警察滥用职权。9月份，美国国务院引用了陈女士的案例，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最好例证。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拒绝对陈女士之死发表评论。
但是，在这个炎热的6月上午，陈女士32岁的女儿希望拿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
在中国，人死后，警察通常会应家属的要求开具一份死亡证明。目击者称2月21日打死了张女士母亲的那些警察，他们坚称她是在医院里死于心脏病。张女士希望通过开具的死亡证明，警察将被迫承认她母亲是在关押期间死亡的。从理论上讲，这应该触发内部调查，她希望借此将杀害她母亲的凶手绳之于法。
但是，张女士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由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不单是获得正义如此艰难，仅仅是寻求正义都如此艰难。张女士急匆匆的向信访办走去，穿过像她一样利用自己的申诉权，去纠正政府手上犯的过错的人们。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农民蹲在一捆纸前面，挥动着手中的笔，想要记起怎么写“没收”。他一家人在过去的14年间，一直在试图收回被官员非法征用的土地。
信访办的入口在一个小巷内，门口被十几个便衣警察严密看守着，他们手拿步话机，瞪大着眼睛。巷子入口处的安全人员问走近的上访者，是不是法轮功的炼功人。他们把说是的那些人都打发走。不过，张女士可以坦然的说她不是，她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警察滥用权力的案子。她被允许进去了。
两小时后，她出来了，摇着头。她说：“他们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需要公安局处理。”她走在充满垃圾的运河边上，接着说“那是我的下一站”，然后消失在一个地铁站入口。
张学玲圆圆的脸，个子不高，很壮实，短短的头发，目光真诚。她是潍坊市一家商场的记帐员，已婚，有一个儿子。
三年前，她的母亲，一位退休工厂的职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每天早晨，她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炼法轮功。
张女士起初支持她妈妈炼功，后来去年（指1999年）7月政府禁止了法轮功，张学玲开始反对了。但是，随着去年年底镇压变得更加残酷，警察抓捕了成千上万的炼功人，张女士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开始质疑政府。北京声称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在炼功人身上发了财，但是张女士认识的炼功人只是花了几元钱买了书和教功录像带。她母亲的功友都是一群祥和的人，并不拒绝现代医学，不是什么自杀或迷信的狂热分子。
她心中的这些疑问没对人讲过，直到2月21日那天。当她的母亲陈女士2月份想要去北京的时候，警察没有任何指控就关押了她。官员要求她放弃自己的信仰。据监狱中的犯人和家属说，她拒绝了，被打的昏迷不醒，于2月21日死亡。
地方官员告诉张女士说，她母亲是死于心脏病。在陈女士被打死的第二天，张女士和哥哥被允许看到了遗体，伤痕累累，焦头烂额。医院出具了自然死亡的报告。
张女士和哥哥找不到一个愿意接他们案子的律师。张女士不能让母亲就这样死的不明不白。她说：“我感到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一些事情。”
她致信国务院和当地媒体，要求得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但没有回音，警方也不给开。张女士算下来，截止到4月下旬她被以“歪曲事实，扰乱社会秩序”为由监禁15天之前，她已经被警方在过去几周内多次审讯，共被审问了107个小时。
对她的拘留是一个转折点。张女士说：“当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的时候，终于见识了我母亲所遭受的不公对待。我决定要尽可能学习，并用官方使用的语言来挑战当局。”
释放后，她全力投入为母亲申冤。她买来了法律手册，学会如何提出正式请求，如何上诉。她的丈夫，一个木匠，自始至终在支持她。
上诉让张学玲得以紧密接触了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私下的联系网给她提供了方便，当地修炼者很高兴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他们还告诉她到哪里能找到上诉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政府不会公布在电话本里的。
她的努力集中在拿到死亡证明上面。不过她在警察局和火葬场都碰了壁。她现在决定通过更正式的渠道，提出书面申请。
5月份的大多数时间，她都奔走在家乡的公安局的办公室之间。区办公室的官员告诉她，他们不能出具死亡证明，她应该向上级申诉。那个上级部门又把她支回了区办公室。
感到沮丧的张女士决定6月初绕过潍坊市官员，向省会济南的官员上诉。她现在的目标是省级检察院。
但是与公安系统联系密切的检察院告诉她，需要提起民事诉讼。当她试图找律师的时候，他们告诉她，司法部已经给所有律师发出了指令，让他们不要接与法轮功有关的案子。再次陷入困境的她，直奔北京的信访办。
因此，在6月份那个炎热的一天，张女士走出地铁，奔向公安局。这是6月19日上午，她赶到的时候发现接待时间已经结束。
张女士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在放弃之前再试一个地方。附近是全国妇联的信访办。她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职权，但她还是抓住了儿子的手，走了进去。不过妇联信访办还是让她去找公安局。
张女士领着儿子，又走入了酷暑，她誓言要重返公安局。下午2点，背着睡着了的儿子，她走进了公安局没有标记的大门。一小时后，她手里拿到了一个公安局封好的信封，她怀疑里面装着命令当地公安局出具死亡证明的信。她说：“我不知道，或许我终于可以有一个答案了。”
两天后她回到潍坊，来到了当地公安局。当一名官员打开信的时候，她瞥了一眼，上面简单的命令：“书面处理”。也就是给予书面答复。张女士欣喜若狂。
但是后来，很多天过去了，没有回复。她一次又一次重返公安局，直到终于有个人告诉她，警方是不会出具死亡证明的。她开始意识到她大概永远也不会见到母亲的死亡证明。
这次经历改变了她：她曾经同意政府说的，最重要的是维稳；她现在要支持公民为了正义而进行的反抗。她开始写下自己的想法，她写道：上访过程“让我见到了被不公平对待的人，听说了发生在他们身上荒谬的事情。除了被公安带走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外，不到10%的其他上访人员上访问题有望解决。大多数人都是空手返回。”
到了8月底，她仍然没有收到当地公安局的回复。她又重返了北京，希望至少勾销自己15天的刑拘记录。她记得当时在监狱的时候，唯一对她好的人就是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最近几周，她已经开始自己学习法轮功。
她说：“我过去是唯物主义者，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但是法轮大法更有道理。他最根本上是三个准则：真、善、忍。如果我们按这个去做，生活是不是会有更深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