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被毛泽东完全驯服之后，彻底以毛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到了1956、57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反冒进”错误，逼使周恩来多次检讨，并通过刘少奇转述，有让周走开，并让柯庆施取代之的意思。这是最后一次，周敢与毛稍有抵牾。从此之后周完全驯服，完全丧失自己的灵魂，彻底以毛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无论毛如何胡作非为，也无论苍生多么哀鸿遍野，周都不敢稍作努力去正面对毛有所纠正。
一、张国焘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资历非常老，是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中共是从北大开始的，北大的三个教师是主要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往下就是北大的学生，而学生中，张国焘是最杰出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国焘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时年23岁。中共一大时，张国焘是中央局三人团之一，任组织主任。
读中共党史的时候有很多重大的事件都语焉不详，比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乃至广州的国共合作时期，究竟谁是中共的领导人？后来读了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才知道这些事件主要是张国焘领导的。但后来由于张在党内斗争中落败，这些事件中张国焘的名字就被删去了。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只剩近一万人。但在南下并另立中央遭受挫折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再度北上，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再度会师。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被边缘化，并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痛苦批斗，当时批斗张最凶的是凯丰。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由于凯丰在批斗张的时候太过分，反而使其自己人格遭到怀疑，所以后来凯丰从此也沉默无闻。
由于张国焘在苏联工作过很长时间，苏联党内斗争的残酷对张形成强烈刺激。结合自己在延安无法忍受的批斗，再想想自己令人恐惧的未来，张国焘于1938年借祭拜黄帝陵的机会逃离延安的管控，到了西安、武汉，进入国民政府统治区。
张国焘对中共未来发展前景有相当清晰的认识。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的《创进》周刊中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指责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既然对中共前途有如此认识，为什么张国焘没有早些脱离中共。我们理解：一则，张国焘小小年纪就已经在全国政坛积累了非常大的影响和声望，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放弃的，胸怀抱负的张更不会放弃。二则，早早参加学运革命，张的学业早已荒废，除了革命已经干不了其他事情了。张曾对郑超麟说过：你们这些人还可以搞搞翻译餬口，我们怎么办？他们只能靠革命活着了。
张国焘后来辗转定居于加拿大，并于1979年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由于张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属，国内媒体刻意渲染张的凄惨。实际上张国焘死的时候，他曾经的同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是先于他在1976年死去的，更不用说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人的死状了。张国焘怕牵累子女，住进了养老院，享年82岁，死的自然而正常。
对于张国焘的命运，值得深思的是：一则张国焘在受到本党排挤的时候只有逃到国民政府那里才能获得保护；二则，最后张国焘一直在加拿大，也就是他一直致力反对和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安享晚年，养老送终。
这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如果敌对政党全部被铲除，张还能到哪里寻求庇护？这并非假想，而是现实，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己经给我们答案了。更进一步，如果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全被消灭会怎样？谢天谢地，张国焘追求的这一理想没能实现；否则，偌大世界也恐无张国焘的立足之地。
政党斗争中，本党干部成员有赖于敌对政党，甚至于有赖于敌对国家的保护。这是很多人无法认识到的逻辑。一旦所属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专制垄断的罗网便已全面覆盖。这时，本党成员要么束手待宰，要么跪地求饶。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敌对党派全部消灭，党首再也不需要有才干的人去对敌斗争了。反而越是有才干，越是有功劳，就越是构成对领袖权力的威胁，领袖也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当然包括党内成员和干部，均已成为党首的奴仆和囚徒。党首之下的那些帮凶会得到党首的施舍；作为执政党的成员也会因为所属政党的领导或垄断地位而迷惑，甚至对自己的所处地位形成幻想。但本质上所有人都已经成了奴仆和囚徒。
保护反对党，防止出现一党垄断、权力失控的局面，这是人类社会在近代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英国人认为：“英国反对党的发展是对政府艺术的最大贡献。”艾弗･詹宁斯说：“对自由国家的考验就是审查相当于反对党组织的地位。”
也就是说，张国焘能够善终并在晚年可以自由地写作，得益于其追求事业的过早失败，那时，敌对政党国民党尚能为他提供保护；也得益于其所追求的事业并未发展到西欧北美这样资本主义重镇。否则，他便也难逃刘少奇那样的悲剧。
二、刘少奇
刘少奇比起张国焘资历低得多。一大时张国焘已经位列三甲，而刘少奇直到五大时才是中央委员。最早使刘少奇声名鹊起的是1922年的安源罢工，从此他就开始从事敌后和工人运动的工作。这是从苏联获得的经验，但后来表明在中国这是一条绝望的死路。这样，刘少奇远离了更容易提高地位的军事工作。刘少奇甚至曾一度到远离中共核心的满洲工作。
刘少奇后来地位的奠定完全是因为其与毛泽东的关系。他们是同乡，两家距离很近。在七大后，毛又提升了另一个老乡任弼时为书记。这样，五大书记就有三个湖南老乡。朱德和周恩来则完全是基于各自在党内和军内无可动摇的名望和历史地位。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早接触是在安源罢工时期，此时，刘的上级是李立三，李立三的上级为毛泽东。从此刘少奇在重大关头都鼎力支持毛。张国焘说刘是毛的“功狗”。
在最关键的，决定毛后来地位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网上有几段回忆文字表明了刘少奇对毛不顾一切的支持。
在延安，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刘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当时，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正是仰赖刘少奇的鼎力支援，毛泽东得以狂胜张国焘。
王明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曾经在与其谈话时提到要搞一个“毛泽东主义”之类的东西。这件事情由刘少奇完成了，即毛泽东思想。背后毛刘是怎么策划的不得而知。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位回忆者观察了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像小鸡啄米一般。最后，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王明回忆录还提到另外一个细节。王明争辩为什么毛泽东不能批评，不能批评岂不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毛泽东就是革命队伍的皇帝！革命的胜利需要这样的权威！
显然，在毛泽东走向神坛的过程中刘少奇居功至伟。刘少奇因此得到了报偿，他成了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和毛的接班人。但刘少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努力树立的至高无上“神”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小手指，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刘少奇反对过毛泽东吗？对毛有过非分的想法吗？完全没有！看过一个回忆录说：在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期间，在西安的地方领导见到刘少奇，连喊“刘主席”，问寒问暖。这时，刘少奇非常严肃地说：中国只有一个主席，就是毛主席。可见，刘少奇对自己的处境微妙已经有所察觉，不敢与毛比肩而立。
刘少奇的悲剧根源不在于他在自己树立的“神”面前不跪；而在于刘还多少保留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刘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历史责任感。在三年大饥荒中，刘少奇诚恳地地劝毛有所改变，他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错在他面对他自己树立起来的神崇拜的还不够盲目，他还试图与神讲道理。要知道：神是要人来崇拜的，是要人来磕头的，而不是来听道理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大谈党内民主，还力图要自己树立起来的神降低身段。他的命运注定了。
与张国焘不同，此时，中国所有的敌对党派都已经被打败。1949年国民党已经被赶出了大陆。曾经还多少抱有点幻想的民主党派，经过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吵架事件；1954年新宪法之后的改选；以及最彻底的1957年反右之后，已经完全被铲灭了。这些曾经让蒋介石百般头疼的知识份子，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章乃器等人，毛只轻轻地动了动小手指，一个引蛇出洞，就全部匍匐在地了。
也就是说，此时举国之内莫非王土。专制的罗网已经疏而不漏。刘少奇再也找不到可以托庇的党派和组织了。怎么死法，那就看主上如何开恩了。
刘少奇到死也想不到的是，当年自己不顾一切地要彻底打败的敌对党派以及党内其他派别，能有一天成为自己的庇护场所。
他拼尽全力，为着自己的党派胜利，为着自己的派别的胜利而工作。他不顾一切地树立领袖的权威，却没有认识到，自己越努力工作，领袖就越神圣，自己就越微不足道。他将自己的身家命运毫无保留地寄放在捉摸不定的神灵之手，即便有九百九十九天他能够讨得神灵的欢心，但只要神灵的一刻不悦，自己便死定了。
这是所有毛左，以及对毛左仍有幻想的人必须认清的逻辑。
三、周恩来
周恩来温情脉脉，体贴入微，让许多人提起周就感激涕零。但支配其一生的，是党性，而不是人性。这是理解周最重要的前提。黄警魂是黄埔一期的学员，与陈赓、徐向前为同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仰慕周而加入中共。黄自军校开始就成为周的追随者，深受周的信任。由于黄警魂在党内斗争中受挫，对前途绝望，想要重新回归国民党。周恩来得知后派人用绳子将他勒死，埋了起来。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是周最倚重的干将。后顾顺章被捕反水。周迅即派人将其住处的亲属朋友十余人用绳子勒死掩埋，并用水泥封盖。这就是当时轰动上海的“爱棠村掘尸案”。
周在1927年北伐以后就逐步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从此一直不出中共最核心的三五个人之外。
在历史上，周有很多机会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周宁可居于第二第三位。李立三之后，斯大林有明确的意思让周成为头领，但他却将最高地位让与王明博古，两个少不更事的青年。遵义会议确定由周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也就是最高军事领袖。在那个军事就是一切的时刻，周完全可以凭此成为中共头领，但他没有。遵义会议让毛做周军事上的助手，但最后，周反而实际上成了毛的助手。毛凭借这个机会掌控了军权，又借军权架空党的最高领袖张闻天的权力，最终成就毛后来独一不二的头领地位。
周不加节制地深陷事务和琐事之中，使得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也没有时间深入地思考。这就难免使周缺少头领应当具有的深思远虑和历史眼光。过于八面玲珑、过度地精于权变，也使得周缺少头领应当的果敢和坚定。周对此也非常明了。他多次说自己不能当一把手。
在毛去世，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共又树立了新神，就是周恩来，说周如何抵制林彪四人帮。这连邓颖超都看不过去了。实际上，自进入中共核心以后，无论谁做头领，谁犯错误，周都是最得力的支持者和推波助澜者。李立三“冒险主义”他支持；王明路线他支持；毛氏文革他同样支持。从现在各种途径披露的资料看，周远比林彪更积极、更热心地投入到文革运动中。
遵义会议上确定周是最高军事领袖，毛是周的助手，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周都是毛的上级。可以理解周在相当时间对毛的滥权是有所不满的。张国焘特别回忆了洛川会议前后，周被排除核心决策圈之外去找张下棋一节。洛川会议后，周本应迅速返回南京，但由于受到排斥而情绪不顺，周找借口到八路军总部和太原徘徊三个多月，直到被毛电报追回延安面谈。当时分歧要点是：毛只让八路军打游击，发展根据地，扩大武装，唯恐八路军打平型关那样的损失大的运动战。毛最担心周恩来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打真仗；更怕八路军将领争当英雄。周的这次徘徊能反映出在毛之下的周多少还有点闹情绪的余地。
到了1956、57年毛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反冒进”错误，逼使周恩来多次检讨，并通过刘少奇转述，有让周走开，并让柯庆施取代之的意思。
这是最后一次，周敢与毛稍有抵牾。从此之后周完全驯服，完全丧失自己的灵魂，彻底以毛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无论毛如何胡作非为，也无论苍生多么哀鸿遍野，周都不敢稍作努力去正面对毛有所纠正。周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驯服和奴婢的姿态。每次开大会的时候，特意关照毛的座位是否舒适，自己坐上去看看是否合适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向毛展示一件物品，周跪在地上向毛做解释。这令在场的其他人深感诧异。如此细心如周恩来者，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姿势具有什么含义。想必这是他早就谋划好的向毛表示彻底臣服的一次表演。
在文革中，四人帮曾想打倒周，“批林批孔批周公”，将周说成是最大的儒。也有很多人说周的做人准则有儒家传统。如果没有马列，没有党，或许周能成为一个好儒。但有了马列，有了党，周就只有党性。儒家讲究浩然之气，儒家鼓励大臣为民请命，这是周万万不敢的。周用党的利益，党的纪律来为自己的所有行为开脱，掩饰自己的奴颜婢膝这样为人不齿的行为。一直到周的去世，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在历史上会如何评价，而是担心自己晚节不保。这是周刘的显著差距。这反映了周缺乏历史的远见和责任感。显然，周也绝不具备一个真正儒家，如海瑞等为民请愿的勇气。
这就是周得以保全的根本原因：彻底地驯服，彻底地丧失原则。他与刘少奇都是这一制度的功臣，他们都曾夜以继日地工作，打败所有的党派，所有的敌人，终于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将自己老老实实地送入领袖没有丝毫缝隙的牢笼之中。张国焘因为在这个事业的中途，敌对政党仍然存在而有所逃脱，并得以善终。1949年以后，牢笼已经毫无破绽。刘与周命运的差别在于：刘因为仍然具备些许历史责任感，在跪拜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党内民主，所以刘死的最惨；而周彻彻底底地臣服了，哪怕哀鸿遍野，哪怕洪水滔天，他全然不顾，闭着眼睛跪拜，并努力地推波助澜。对于头领，将这样的人赐死也实在没有必要。
（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