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8月4日讯】廉价低质的商品，能修补捉襟见肘的生活吗？
关于拼多多的争议蔓延到了国外。
有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8月1日，六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宣布代表投资者们展开对拼多多的集体诉讼。
此前，拼多多打造的为低收入群体代言的品牌形象，也引来不小的争议。对于那些艰难地生活着的人，拼多多能拯救他们吗？
7月29日，著名作家郑渊洁发微博称，自己在收到多位读者举报后发现，拼多多平台上一家名为“星宝宝家居生活专营店”的店在大量出售自己的盗版书。
这条微博揭开了拼多多平台上大量假货、山寨货的冰山一角。虽然这些东西在拼多多上都早已出现，但一直到拼多多在美国上市，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号称“三亿人都在用”的拼多多，背后真的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和盈利空间。
假茅台、盗版书、7.5元的奶粉、几十块的贝因美奶粉、超熊洗衣粉、蓝月壳洗衣液、山寨家电……..这些我们原以为在消费不断升级的今天将消失在市场上的假货，在拼多多上又死灰复燃。难怪会有网友声称，拼多多上市“让中国打假倒退二十年”。
郑渊洁微博直指拼多多出售盗版书，侵犯版权。
（网络图片）
7月31日，拼多多做出了多次正面回应。对于假货问题，创始合伙人达达回应称：“假货是人性问题，假货问题是社会问题。”
虽然有人说这是拼多多的“甩锅行为”，但不得不承认，拼多多从白手起家到美国上市只花了三年这个“奇迹”本身，背后就有着大量待人解读的意义。
这时候再浏览一下拼多多平台里各种真情实感的买家秀，你会发现，真相可能并不是“我们”的消费在突然降级，而是以前一直被话语中心忽视的一个群体——也就是“隔壁的中国”，他们的消费，正在艰难地“升级”。
阶层壁垒带来的认知幻觉
贾樟柯在戛纳领奖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激情，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我们总觉得现在的社会变化得太快、经济发展得太迅猛，但事实一再地提醒我们，这其实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觉罢了。
中国的穷人依旧还有很多，且已经固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增大。把城市简单划分为一二三四五线是粗暴的，北上广深有数量庞大的低保户，边远地区的村落也有家财万贯的土豪。
以前一直以为“3亿人都在拼”只不过是一句广告语。因为在平时，除了一些留在家乡的小学同学和不怎么熟的远房亲戚会偶尔发过来“亲，帮忙砍价”的链接，身边真的见不到有几个人在用。
但一直到拼多多在美国上市之后才发现，这3亿用户是真的存在的——拼多多上的活跃买家，其实高达3.43亿。
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用拼多多。
就像我们总产生“周围的人都是985、211毕业的大学生”、“一个亿才能实现财务自由”这样的幻觉一样，“消费全面升级”也成了我们身处“高处”而不自知的另一大幻觉。
有些人的消费还没开始，何谈升级？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中国明明有8500万残疾人、8000万本科生，但我们总以为残疾人是少数，本科生遍地跑，事实上，其实本科生才是少数。
往上看，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往下看，“有钱”也正在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之前在高喊“消费升级”、互联网行业爆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关心过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欲望和消费水平，因为那时我们的注意力大都聚焦在中产上。
2016年，瑞信发布数据，中国有成熟购买能力的消费者是8亿人，其中1亿以上属于中产阶层。麦肯锡报告也称，中国中产阶级（年收入1.15万~4.3万美元、约合7.5万~28万人民币的群体）有2.25亿人，预计2020年将增至2.75亿人。
于是吴晓波信誓旦旦说，中产阶层将对中国消费市场产生强大的影响、性价比终将让位给性能比、2016年将是新中产消费元年。
吴晓波频道后来大火，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得中产者得天下。可两年后，拼多多的上市打了这个新媒体时代舆论领袖一记响亮的耳光。
于是“佛系青年”“隐形贫困人口”“无产中产阶级”等自嘲的称号频频出现，因为大家看看自己的钱包后，都终于意识到了中产消费其实是个泡沫——“消费降级”才是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
买衣服抢优衣库基本款抢到吐、顶着大太阳排队买一点点、骑20分钟共享自行车也不愿意打车、旅游时住民宿吃苍蝇馆子不去景点……
待在写字楼里办公的年轻人，阶层的流动性可能并不比写字楼外摆摊卖煎饼的大叔高多少。
消费在升级还是在降级
在文章《拼多多的成功，是否折射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中，作者称：“从中国消费的整体来看，民众的消费能力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在部分高收入人群消费升级的同时，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可能正在消费降级。”
而拼多多的成功让我们意识到，之前让一部分人先消费起来后，现在那一部分以前不消费的人，也需要开始消费了。
在“消费是在升级还是在降级”这个问题上，文中提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20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为15%，到了今年上半年，增速已经跌破了10%。
民众的消费水平和民众的收入水平、社保体系息息相关。在收入水平上，近几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逐年放缓，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1%，今年上半年只有6.6%，低于同期GDP增速。
即便是一二线大城市，城中村仍聚集了不少低收入群体。
与此同时，不仅工资收入增速放缓，财产性收入增长也不乐观——A股市场牛短熊长，不断侵蚀着投资者的财产；楼市对大多数没有房的人而言，也在挤占其消费能力。
文章还从社保体系来对比，指出我国的社保体系也并不健全，养老金替代率低于世界银行的建议，也就是说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出现明显下降。40%左右的养老金替代率，很难保证退休之后继续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面对高强度的消费，大家的收入还是太少了。
这么看来，之前“95后应届毕业生平均期望薪资为6174元”的调查结果，也不会那么让人吃惊了。
天津，一场招聘会上人头攒动。（网络图片）
不是“隔壁的中国”，而是真正的中国
居民消费的确也呈现出一种“分级”的趋势。文章《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有多大？》中就形容：“一方面是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的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则是能在家做饭绝不去下馆子、能骑自行车尽量不打车的消费降级。”
这折射出来的，是我们各行各业、不同地区、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的趋势。
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时，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倘若基尼系数大于这一数值，便有出现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
Wind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今，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前5个省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最低的5个省市分别为西藏、甘肃、贵州、云南和青海。
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987.96元，最低的西藏仅为15457.9元，仅比上海的四分之一略高。
更让人难过的是，在现实中个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比各种数字还要残酷。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乐此不疲地谈论各种“鄙视链”：追星有鄙视链、消费有鄙视链、看书有鄙视链、听歌有鄙视链……到了最后，连用什么App买东西都有鄙视链了。
鄙视链背后藏着的就是对一个用户群体构成的评价和价值判断。所以在拼多多后面的那个庞大用户群暴露出来后，我们才会感觉这么不安——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行为跟我们这个“前消费群体”格格不入。
拼多多的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纸用，有好水果吃。”
但从拼多多上充斥假货的现状来看，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生平最后一次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记者问他：“商业的真谛是什么？”
德鲁克说：“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
世上之所以需要专门有人来卖鞋，是因为有人需要鞋，而不是因为有人需要钱。拼多多的爆红，让微博、知乎、论坛里的人们，猛然瞥到了为数不少的在生活里艰难跋涉的人们。
很多人说，玩二次元、玩科技产品、玩美妆的人们，从消费观到人生观，都无法理解另一群人捉襟见肘的人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拯救中国的低收入人群，能弥合中国的阶层裂隙，那一定不会是眼前这个饱受诟病的拼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