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Pixabay）
第十一章 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
1.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人类关于“美学”的探讨汗牛充栋。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来自天国世界。高深的艺术，都尽力模仿并在人世间展示天国的美。有些艺术词汇是从相关的神的名字直接演变来的。如果某一领域的艺术家能得到神的启迪或加持，就能成为该领域中的翘楚。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秉著对神的虔诚信念，殚精竭虑地创作歌颂神的作品。他们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神奇地掌握了远远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人的技法，他们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欣赏借鉴这些作品，不仅能让后代的艺术家学习纯正的艺术技法，也让普通人真切体会神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如果人们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手法和精神善为保存，就能够保持和神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人类社会普遍下滑之时，还有希望走回传统和得救之路。
音乐同样如此。德国一家歌剧院有这样的话：“巴赫给了我们上帝的言语，莫扎特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贝多芬给了我们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给了我们音乐，使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祈祷。”巴赫一生以敬仰、赞美和侍奉神为最高创作原则。在巴赫的所有重要乐谱上，都可以看到SDG这三个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缩写，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启示后，把天国世界的事物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空间中。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绘画与雕塑、古典音乐中最杰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创造的，并成为人类艺术的巅峰。
艺术包含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创造和沟通。艺术的创作都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作者试图表达的某种信息，无论其艺术形式是诗歌、绘画、雕塑、摄影、小说、戏剧、舞蹈或电影等。艺术家试图把这种“主题”传递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里，这一过程就是“沟通”──即让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艺术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对象则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间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艺术家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提炼出模仿对象更深刻或更本质的元素，以增强艺术家的“表现力”或者说“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对神的虔诚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会赐给他创作灵感，他创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纯正善良的，对其本人、受众和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当人丢弃道德，放纵自己的魔性，邪灵、撒旦和其控制的低灵烂鬼就能够乘虚而入，借助人去描绘丑恶肮脏的现象，甚至表现低灵、鬼魂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创作者、受众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正统艺术的价值。东西方神传的文化艺术是连接不同的神与人类文明的通道，所传递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产邪灵操纵人炮制出来的各种变异艺术，则是为了让人远离神，并更加靠近魔鬼。
2.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艺术作品具有传承文明、涵育道德、传播知识、陶冶情操的作用，在东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的奥秘在于对天体所呈现的和谐之数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谐法则。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史记‧律书》和《乐书》提到音乐和五行的对应，以及乐器的制作方法，也是对天地之数的模仿。唯此才能让音乐达到与天地的和谐──即“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样的乐不仅可以招来仙鹤、凤凰等神鸟，还能请来神仙。
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是因为孔子崇拜周公以礼乐治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亦说明纯正的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威服四夷，《新唐书》记载，玄奘西行取经时，远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罗逸多对玄奘说：“你们国家的国君是个圣人，作《秦王破阵乐》。”[3]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通过舞蹈和艺术展现了优雅和公民规范，舞蹈传播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社交礼仪和行为规则。路易十四以艺术和文明熏陶欧洲，得到欧洲其它宫廷和大众的效仿。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不仅是杰出的君王，还是一位音乐家，既作曲又演奏长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剧院，亲自督导歌剧，并让更多的社会阶层来接触歌剧。到了今天，歌剧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个例子可见正统艺术传播之广和她的感染力。
正统艺术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则，效法神的智慧，带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响。人们在从事正统艺术创作时，不但身体要按照技术要求参与其中，而且在过程中心灵的专注、灵魂与艺术所表现主题的沟通，往往让人有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特殊体验。比如唱颂神的歌曲时，那种肃穆庄严接近神的辉煌而美好的体验，难以形诸笔墨。
对欣赏艺术的人而言，艺术作为一个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载体，背后凝结著很多人的智慧、创造和灵感，往往有着超越表面的深刻内涵，有的作品甚至传递著特殊的精神能量。这些都能够在灵性和精神的层面对人起到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它物质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在影响社会道德精神方面，一个好的艺术家，可以将抽象的价值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灌注到人们的心中。即使一个人并没有高深的学问、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会从艺术中受到心灵的启迪和道德的熏陶。在传统社会里，对是非善恶的认识，西方人有多少是从《美人鱼》、《白雪公主》这样的民间童话中获得，中国人有多少是从四大名著、评书、戏剧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现天国世界的作品，更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伟大，心向神往并产生皈依的愿望。
与此同时，那些不好的价值观，也可以通过艺术不知不觉地影响人。编剧教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有效的故事，都会向我们传送一个负荷著价值判断的思想，将这个思想楔入我们的心灵。一个故事的说服力是那么的强大，即使我们发现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们仍有可能会相信它所传递的价值。”[4]
艺术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对人类的道德价值、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科学界对莫扎特音乐对人乃至动物的正面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2016年，对莫扎特效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莫扎特音乐对人类的认知功能、行为有正面影响。令人惊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乐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勋伯格的现代无调性音乐对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乐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有负面影响。[5]
与无调性音乐相比，摇滚乐的负面效应更大。有人曾经统计过两个相似城市的资料，广播电视大量播放摇滚乐的城市，未婚先孕、辍学、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乐的城市高50%。许多摇滚乐美化自杀，[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郁的歌词，都可以被看作鼓励自杀，而且年轻人听多了摇滚之后去自杀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7]听了摇滚乐按照歌词描述的死法自杀的青少年并不少见，摇滚乐手陷入抑郁、滥用毒品甚至自杀更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负面例子是纳粹国家电影《意志的胜利》。该宣传片（尽管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辩称她所拍摄的是纪录片）艺术手法高超。它展现的宏大场面和力量，使得观众对其背后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许多首创的拍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响了诸多后世电影。它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2003年，英国《独立报》评论说：“《意志的胜利》蛊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赞赏而非轻视纳粹主义，无疑为纳粹党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艺术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和魔鬼为什么要变异人类的艺术。
3.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由于艺术对改变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共产邪灵利用和控制艺术作为其“社会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毫不奇怪。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力量，因此以艺术作为给人洗脑的方式，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变成了洗脑工具。许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将军、演小品的将军，认为这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拿过枪、指挥过战争的人怎么配做将军？而实际上，中共认为这些人在推行和维护共产邪教上，起到的作用与军队同样重要，甚至是军队所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授予他们军衔，也是符合共产党的原则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
共产国家的文艺演出，是以艺术的方式让百姓忘记共产党治下的苦难，培养对共产党的忠心。这种对内对外的宣传和洗脑所起的作用是军队无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奥运会耗巨资的盛大开幕式、朝鲜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苏联的芭蕾舞团，都是服务于党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了一个所谓“中国：一个国家的艺术”系列中国文化节，居然把宣扬阶级仇恨与共产暴力革命的经典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了国际舞台，给外国人“洗脑”。
如果有正统的、贴近神的艺术或者弘扬人类传统价值的艺术同时存在，洗脑“艺术”就会被识别并失去洗脑功效，甚至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艺术和出版行业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许多世纪以来，古典艺术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到20世纪戛然而止，艺术传承被一个接一个的激进和前卫的“主义”替代，艺术迅速走向变异，“宏大、鼓舞人心和美丽的（艺术）被新的、不同的和丑陋的代替。”[10]艺术的标准降低，直到降得没有标准，只剩扭曲的自我表达。人类失去了审美的普世价值。
回顾所有这些新的艺术运动或“主义”的源头，都与共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艺术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变种共产主义者，或是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人。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文化委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创办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背弃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该文化形式必须排除“自觉地模仿创世主的艺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称：“艺术抗议并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它颠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也就是日常经验。”[11]也就是说，他们要鼓动艺术去反神、颠覆传统道德。此类观点主导了现代艺术的走向。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人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之一。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造”旧制度和建立新的美术趣味的工作。在库尔贝的授意下，联盟拆毁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物──旺多姆纪念柱（Vendôme Column，后被重建）。库尔贝否认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着意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12]库尔贝一边搞革命，一边“改造”艺术。他的画以“现实”之名，用丑陋代替美，将画暴露的女人，特别是画女性生殖器作为其“革命举动”，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配合煽动共产运动。从库尔贝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艺术家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连出炉。不同于传统的流派，这些艺术是一场场断裂式的“先锋运动”。“先锋”（Avant Garde）一词最早就是被社会主义学者运用于艺术理论，作为与“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锋。
19世纪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场。从此，现代艺术家们开始了不顾传统绘画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结构、透视、明暗过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点彩派）与后印象派相继出笼，分别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为代表，两人都有社会主义情结。梵高过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画作就仿佛是吸食毒品后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和观众沟通的媒介，作品中带有创作者想要表达传递的信息。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艺术家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善和美；现代派艺术作者放纵自己的主思想，让鬼和低灵控制自己的大脑，他们本人常常是疯疯癫癫的，其作品传递的信息是阴暗、负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画家的许多画作带给观众的就是朦胧灰暗、阴森颓废、无理性的感觉。
印象派之后是表现主义和野兽派，再后是由毕加索领头的立体主义。1944年，毕加索登报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为何成为共产主义者》文中说：“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逻辑的一步，这给了它们意义。”“在被压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绘画，还要用生命去战斗。”[13]毕加索鼓吹打破传统画法，每样事物在他那里就像一块软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异，他就越满意。制造怪异的过程，就是不断破坏画面的过程，使之达到一种让人看后不得其解的状态。就连和他一起创建立体主义的现代派绘画者都不喜欢他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认为他在“吞油喷火”。[14]
立体派成员之一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又发展出“达达主义”，以展出现成物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艺术的颠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导向了“任何东西都可称为艺术”的理念。德国“达达主义”的行动纲领更是与共产主义直接挂钩，宣称：“在激进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一切富于创造的男女实行革命的国际联合……立即取缔私有财产，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类。”[15]
达达主义对传统的狂热批判，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共产党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对一切理性、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压制”，这代表了当时欧洲现代艺术的典型观点。
其后不断更迭的艺术运动还包括抽象主义、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等。抽象主义表达的是情感强度，反映反叛、无秩序、超脱于虚无以及逃避现实的内容。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公认的事实、常规、推理和道德观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还有直接亵渎耶稣和圣玛利亚的所谓“艺术”作品。[17]
现代派艺术家并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与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为人类理性和生存的出发点。这些“主义”一旦得势，就呈现出滚雪球效应，最终基本上将古典艺术彻底边缘化了。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各种现代艺术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以丑为美，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观，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马塞尔‧杜尚在小便池上签名，以“泉”为题在纽约展览，虽然当时被拒绝展出，这种“恶搞”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院校认为具有“开创性”。至此架上绘画空前地被否定，装置艺术随之兴起。伊弗‧克莱恩（Yves Klein）于1958年在巴黎依丽丝‧克雷尔画廊举办一个名叫“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无物的四壁。
德国先锋艺术家的精神领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个头部涂上蜂蜜和金箔，怀抱一只死兔子念念有词三个多小时──《怎样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博依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一次，一个人实在忍无可忍地质问博依斯：“你讲了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讲艺术。”博依斯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装在90个小罐子里当做艺术品出售，名为《艺术家之粪》（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个大便罐头在伦敦以182,500英镑售出，相当于差不多20.3万欧元，是当天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的数百倍。他还直接在脱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签名，给那些让他签字的裸女命名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进行展出。
还有女教授脱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画家用动物粪便乱涂的东西居然还得了著名大奖。中国有的所谓“艺术家”赤身裸体，全身涂满蜂蜜和鱼油，让苍蝇沾满自己的身体。这种场景让人感觉到生命是下贱、丑陋和恶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调查中国“极端艺术”的纪录片“北京秋千（Beijing Swings）”中，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尔德马‧简纳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评论道：“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最离谱、最黑暗的艺术。”[19]其实，这是人追求魔性的结果。一些所谓“现代艺术”的龌龊恶心、下流无耻其实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极限，“先锋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艺术领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潮流让艺术界搞现代主义的人如鱼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画家们举步维艰，严格遵循传统、刻苦磨练真正的技艺的画家和雕塑家甚至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就在1922年，英国拉斐尔前派及新古典主义画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于其严谨写实的古典风格在推崇毕加索乱画风格的美术界受到歧视而自杀身亡，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世界没有大到能同时容下我和一个毕加索。”[20]
魔鬼败坏音乐的方式也采用类似的手段。正统的音乐符合乐理和规范，音律和随之产生的各种调性和调式来自于和谐的自然规律。神创的宇宙是和谐的，人能够欣赏宇宙的和谐，产生美感，因为人也是神创造的。现代派无调性音乐排斥调式、和弦和旋律等音乐的传统元素，结构缺乏规范，是对神传的古典音乐的否定。无调性音乐和宇宙的和谐对立，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听众会感到其难听刺耳。现代派“音乐家”则用其“审美理论”解释说听众的耳朵必须经过训练，习惯这种音乐之后才能欣赏它。
现代派音乐奠基人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无调性音乐的基础上，推出了所谓的“十二音体系”，创造了反传统的音乐技法。勋伯格的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德国音乐文化的，是对品味、感情、传统和所有美学原则的背叛。他的音乐被当时的德国人称为可卡因：“演奏勋伯格（的音乐）和给人们开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样的，可卡因是毒药，勋伯格就是可卡因。”[21]后世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勋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种体现，就是他过世后50年，还有能力让地球上任何音乐厅空空荡荡。”[22]
真正使勋伯格被广泛接受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音乐理论。阿多诺在其1949年写的《现代音乐哲学》中，用哲学理论“论证”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达到了音乐创作发展的“巅峰”。这为后世的现代派音乐创作者和批评家广泛接受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音乐铺平了道路。[23]此后勋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对先锋派音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先锋派浪潮亦对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冲击。
在用现代派音乐破坏传统之后，“先锋艺术”用摇滚乐代替了古典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美国共产党音乐理论领军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开要求打破古典乐和通俗乐的界限，这导致了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后来渗透美国，将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挤压得只剩下一点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24]
摇滚乐的特点是和声不和谐，旋律不规整，音乐中充满了节拍、情感的冲突和矛盾，如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史记》中说，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称为“乐”，而摇滚乐音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却是性、暴力和毒品。
从摇滚乐之后，美国出现说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风靡一时。说唱充满粗口，以毒品、暴力、脏话来表现对传统和社会的叛逆。[25]随着整个社会道德的下滑，过去这种被视为“亚文化”的艺术形式已经入侵了主流社会，并在主流艺术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们主要阐述了美术和音乐的现状。其实，整个艺术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都出现了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对传统的创意、手法、技巧的背离的现象，雕塑、建筑、舞蹈、装饰、设计、摄影、电影等等都是如此。许多从事现代派艺术的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如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本人是双性恋和无神论者。她反对芭蕾，认为芭蕾是丑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学生用《国际歌》作为舞蹈主题，在莫斯科为列宁演出。[26]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变成主流，和共产邪灵通过其在艺术界的代理人对神传艺术的败坏有紧密联系，而在表现上则有一种自欺欺人却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逻辑：即如果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美学理论作为依据，哪怕是垃圾也能成为艺术。
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先锋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差别，人们会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用艺术赞美神，更通过对“美”的呈现来唤起人心中的“真”和“善”，从而维系着社会的道德；而各种变异的所谓先锋“艺术”则在竭力颠覆“文艺复兴”的所有成就。它们在引导人们欣赏“丑陋”。这种“丑陋”唤起人的“魔性”，让阴暗、颓废、堕落、暴力乃至邪恶等负面思维主导人，将神所创造的壮美的风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会加以肢解和丑化，甚至直接亵渎神，从而让人不仅疏离神，也疏离人自身的内在神性、疏离社会和传统价值。[27]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著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著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欧洲，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俄国诗人、共产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1913年发表《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也表达了和俄国传统的文学趣味决裂的决心。
第二，以“表现现实”之名，表现丑恶。文人、艺术家用文学和艺术表现丑陋、怪异、恐怖的事物或场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是“表现现实”。在他们看来，古典艺术强调和谐、优美、清晰、节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导致表现现实时要进行选择和加工，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这种观点实出于对艺术的起源和功能的误解。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健康的娱乐和高尚的引导。因此，艺术家创造时必须对表现的对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一味强调“写实”，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如果这种绝对的“写实”就是艺术，那么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就是艺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艺术家呢？
第三，利用文学败坏道德。邪灵操纵其人间代理人，制造了包括“表现真实的自我”、“自动写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其目的是让世人摒弃正统的道德标准，放纵人性恶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共产党人、诗人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如此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主张：“纯粹心灵的自动主义，意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听命于这种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30]
“意识流”写作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密切相关。由于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作家开始进行“意识流”创作实验。这类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为中心，情节简单，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呈现个人内心隐秘的思想活动。我们知道，人性当中善恶同在，人在一生当中，要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不断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着不少恶念、欲望；如果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检束地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意识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等于用一个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会。
第四，以“批判”、“抗议”之名，放纵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里的文人和艺术家，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视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为限制和压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不是理性地思考和应对，却以“批判”、“抗议”的名义，走向放纵个性的极端个人主义。为此，他们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懒惰、各种欲望、性的冲动、攻击性、对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于变异的手法表达所谓“抗议”。但是，放松道德的自我约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为很多具有反叛意识的人所推崇。他的长诗《嚎叫》（Howl）描写了酗酒、性滥交、注射毒品、鸡奸、自残、嫖妓、裸奔、暴力袭警、偷窃、漫无目的的游荡、疯癫等极端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随着反文化运动被体制承认（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进入各种文学选本，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认自己早年是共产主义者，并表示对此并不后悔。[31]他崇拜卡斯特罗和其他共产独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恋和恋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学传播色情。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作品开始露骨地表现色情内容，某些作品中黄色片段俯拾皆是，却成为受人吹捧的“经典”作品。很多评论家、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吹捧这类作品多么真实、艺术手法多么高超。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不管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破这些禁忌，都是在败坏人的道德。
第六，让低灵烂鬼通过文学控制人体。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包括惊悚、恐怖、灵异、幻想等等，邪灵、撒旦操纵的低灵烂鬼可以通过其中部分作品侵袭、控制人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体。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变异现象都跟低灵控制人体有关。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艺术堕落到成为魔鬼的顺手工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宽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范围，一些丑陋、怪异的现象，人的极端、疯癫的精神状态，通过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个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因为其写作题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称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诗人。现实主义打着再现现实的旗号，开始表现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过度渲染变异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现实主义是“四足着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义”。[32]自然主义把人的道德堕落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家族遗传性精神病，这就替个人开脱了道德责任。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的功能在于给人提供感官的愉悦，而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都对人的道德有着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鼓吹艺术不承担道德功能，无非是为艺术承担“不道德”的功能打开闸门。不能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不能说共产邪灵直接操纵了这些流派，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显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后的表现，它们为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做了铺垫。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的道德水准、精神状态都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随着人类道德的整体下滑，作家群体的思想当中负面因素也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让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狱。
结语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艺术可以归正人心、提升道德、调和阴阳，甚至达到与天地、神明的沟通。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共产邪灵通过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创作出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的“艺术”作品，引导人反神、排神、亵渎神、反传统、反道德，魔变整个社会，说惊世骇俗已不为过。
对比传统艺术之美，今天的现代艺术可谓丑陋怪恶到了极点，人类的审美观念已被彻底颠覆。“先锋艺术”大行其道，赚得钵盆盈满。而曾经被视为神圣高雅的艺术，如今被高度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魔化，变成了可以被大众随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对象，甚至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发泄魔性的工具。美与丑、雅与俗、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颠倒。魔鬼的丑恶、无序与阴暗被构建成“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充斥着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挟著，加速走向堕落和毁灭。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与传统，人类才能重新走上艺术复兴之路，重现真正的艺术的美、神圣与辉煌。
阅读前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法律篇
*****
[1] 孔子：《论语·八佾》。
[2] 司马迁：《史记·乐书》。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37卷。
[4] Robert McKee, Story: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29-130.
[5] Yingshou Xing, et al, “Mozart, Mozart Rhythm and Retrograde Mozart Effects: Evidences from Behaviours and Neurobiology Bases,” Scientific Reports Vol. 6, Article#: 18744 (201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744.
[6] David A. Noebel, The Marxist Minstrels: 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 (Tulsa, OK: American Christian College Press, 1974), 58-59.
[7] David Cloud, “Rock Music and Suicide,” Way of Life Literature, December 20, 2000, https://www.wayoflife.org/reports/rock_music_and_suicide.html.
[8] Val Williams, “Leni Riefenstahl: Film-maker Who Became Notorious as Hitler’s Propagandist,” September 10, 20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30045819/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obituaries/leni-riefenstahl-548728.html.
[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0] Rober Florczak, “Why Is Modern Art So Bad?” Prage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I07egoefc.
[11]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ix.
[12] “Gustave Courbet Quotes,”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3333-Gustave_Courbet.
[13] Pablo Picasso, “Why I Become a Communist,” http://houstoncommunistparty.com/pablo-picasso-why-i-became-a-communist.
[14] Robert Hughes, The Shock of the New: 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Modern Art—Its Rise, Its Dazzling Achievement, Its Fall (London: Knopf, 1991), 24.
[15] Richard Huelsenbeck and Raoul Hausmann, “What Is Dadaism and What Does It Want in Germany?” in Robert Motherwell, ed., 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An Anthology, 2nd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9).
[16] Michael Wing, “Of ‘-isms,’ Institutions, and Radicals: A Commentary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The Epoch Times, March 16,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f-isms-institutions-and-radicals_2231016.html.
[17] Katherine Brook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Artworks Is Making Catholics Angry Once Again,” Huffington Post, May 13, 2014,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5/13/piss-christ-sale_n_5317545.html.
[18] Arnaud Hu，〈泛谈当今的美术〉，正见网，2017年4月30日，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58434。
[19] “’Baby-eating’ Artist Sparks TV Row,” BBC News, December 30, 2002，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2614643.stm.
[20] “John William Godward: Biography,” Heritage Auctions.
[21] Walter Frisch, ed., Schoenberg and His Worl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94.
[22] Norman Lebrecht, “Why We Are Still Afraid of Scoenberg,” The Lebrecht Weekly, July 8, 2001, http://www.scena.org/columns/lebrecht/010708-NL-Schoenberg.html.
[23] Golan Gur, “Arnold Schoenberg and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Musical Thinking,“ Search: Journal for New Music and Culture 5 (Summer 2009), http://www.searchnewmusic.org/gur.pdf.
[24] David A. Noebel, The Marxist Minstrels: 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 44-47.
[25] Jon Caramanica, “The Rowdy World of Rap’s New Underground,”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2/arts/music/soundcloud-rap-lil-pump-smokepurrp-xxxtentacion.html.
[26] “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Body,” https://www.loc.gov/exhibits/politics-and-dance/finding-a-political-voice.html.
[27] Michael Minnicino, “New Dark Age: Frankfurt School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Fidelio Magazine, Volume 1, Number 1 (Winter 1992), https://www.schillerinstitute.org/fid_91-96/921_frankfurt.html.
[2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30] André Breton,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https://www.tcf.ua.edu/Classes/Jbutler/T340/SurManifesto/ManifestoOfSurrealism.htm.
[31] Allen Ginsberg, “America,”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9305/america-56d22b41f119f.
[32]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19), 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