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或“湘赣作战”。
图为长沙会战中的抗日国军。
1939年4月中旬，南昌沦陷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最高统帅部，简称“军委会”）确定了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战略指导方针。
蒋介石军委会确定湘赣作战战略方针
当时，在国际上，纳粹德国占领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并威胁波兰；美国未对日本宣战，而且继续供应日本军火；英国则正与日本妥协；蒋介石领导的中国仍处于以劣势装备的孤军抗击绝对优势日军的艰苦境地。
1939年3月中旬，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6、101、106、116四个师团，在两周内攻陷中国第九战区防守的南昌；又在5月间以四个师团兵力发动随枣会战，经过20余天血战，日军围歼中国第五战区主力的企图失败。
为扶持汪精卫等亲日派建立伪政权，以军事压力逼迫蒋介石国民政府屈服，日军大本营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8月中旬制定了《湘赣作战计划》和《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目的和战略是“为了打击敌军（蒋介石国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奔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时间里，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
为收突袭奇效，冈村宁次令日军主力隐蔽向湘赣地区集结，秘密做好各项准备；同时声东击西，令日军广播和报纸大肆宣传要占领湖北宜昌和福建，以掩盖其真实作战企图。
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左）、蒋介石（中）、陈诚（右） 在中央军校与将领们合影。
早在南昌沦陷后的4月5日，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统辖指挥顾祝同第三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余汉谋第七战区、陈诚/薛岳第九战区）根据情报，对日军今后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发出密电，判断日军有先进攻长沙、宜昌，树立伪政权，以华制华，“进而图我西北、西南，断我国际交通，使我早日屈服”之战略企图和目的。“职拟本钧座最高持久战的战略，侧重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指导所属各战区的作战。经济的使用兵力，非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不轻于决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4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湘赣作战方针。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向第九战区电谕指示：“如敌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之打击。反攻计划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配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城。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各部依照预定计划，同时并举，步炮协力，则必克奏肤功。希详审之。如果照此立案，则在前方对敌军及我军民有一适合于此战略之宣传，使敌人不虑，亦甚紧要。如何？盼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晚年在台湾写回忆录中称“长沙会战的战略部署，大致就是依照委员长这一指示办理的。”
“空室清野” 桂林行营指示九战区彻底断敌交通
4月21日，军委会就今后作战方针指示第九战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先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乘敌立足未定，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集》）
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分析检讨南昌迅速失陷的原因，认为“虽有国军配备不当的原因，公路未能破坏，为最大之错误”。于是桂林行营在指导作战时，白崇禧再三严令第九战区“空室清野”，将湘赣两省邻接战线之公路铁路彻底破坏，敌军必经之路两旁20里左右之民间牲畜、粮食以及一切食品均搬运一空，即使磨粉舂米之工具也一无遗留，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活动。（《桂林行营业务纪要：湘北会战》、《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在接到军委会和桂林行营的指令后，认真吸取了南昌会战失败的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彻底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日军被迫以马匹拖拉山炮。
十万日军大举南侵 国军顽强抵抗
1939年发生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或“湘赣作战”），分为赣北、湘北和鄂南三个方面的作战。
8月下旬，日军大本营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任总指挥，在百多架飞机和300多只舰船配合下，兵分6路发动“湘赣作战”：第11军101、106师团由江西南昌向奉新、靖安集中，第33师团由湖北咸宁向通城集中，第6师团由通城、临湘向湖南岳阳以南地区集中，第13师团奈良支队由武昌铁运南移，第3师团上村支队经汉口入岳阳集中，长江舰队也向岳阳湖面集中。
第九战区根据日军调动的态势，很快判明日军“似在9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沿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实施策应作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薛岳一面令前方各部队严加戒备，一面跟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副参谋处长赵子立制定了一个“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计划，准备诱敌深入，在长沙聚歼日军主力。
赣北方面，日军在9月14日夜开始钳制性攻击。第106师团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第101师团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与我第32军激战后，于19日占领高安。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示负责赣北作战的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以攻为守，恢复高安战略要地。罗卓英遂令王耀武第74军增援32军，与敌激战后，于22日恢复高安阵地。
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团于9月21日由通城进攻，23日攻陷第79军主阵地麦市，然后向湖南平江进攻，企图协同湘北日军第6师团等部队夹攻围歼地区的关麟征第15集团军。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指挥第27集团军，先后在鄂南、幕阜山等地阻敌第33师团南下湘北。
湘北方面，日军王牌第6师团于9月18日向岳阳以北新墙河中方阵地发动试探性进攻，至23日，第6师团及第13师团奈良支队在飞机炮火支援下，向新墙河共发动8次进攻，皆遭到张耀明第52军的顽强抵抗。丧尽天良的日军竟释放大量毒气，趁国军伤亡惨重，突破新墙河防线，沿汨罗江向南推进。日军第3师团上村支队在海军舰艇支持下，释放烟雾弹和毒气，自汨罗江以南的营田登陆，于23日下午攻占营田地区。
日军突破新墙河防线 白崇禧计划诱敌深入
鉴于湘北战局紧张，9月24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对湘北会战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
白崇禧从中国抗战的长远全局着想，一向主张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以机动的运动战为主，配合必要的阵地战，广泛的游击战为辅，打击敌人，消耗敌人，乃至歼灭敌人”（《白崇禧：从湘北胜利说到今后应有的努力》1939年）。他还主张不轻易与敌主力进行硬拚决战，以免过度损耗国军元气，不利于坚持长期持久抗战，而使别有用心之渔翁（主要指共产党）得利。
早在南昌失陷后，白崇禧便向蒋介石发出密电，对国军今后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国军应巩固作战根源与战略要枢，并掌握主动地位，随时窥破有利时期于有利地形，发挥最大威力消耗击破各战区敌军，逐渐收复要地”，“经济的使用兵力，非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不轻于决战”（《桂林行营业务纪要——今后国军对倭‘战争指导’及‘作战计划’之原则的建议》）。
在9月24日晚的会议上，白崇禧以及参谋本部多位人员主张长期抗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此时不宜以主力在长沙与敌军硬拚，而应先将敌主力进一步更深入诱入长沙以南地区，再伺机予敌沉重打击（甲案）；陈诚则主张诱敌至长沙便聚歼日军主力（乙案）。
蒋委员长采纳批准了甲案：第九战区尔后应本上述4月21日的电令作战；保持幕阜山根据地；敌人如真进攻长沙时，可在铁路线正面逐步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等到敌军突入长沙附近时，逐渐退到株洲、浏阳、醴陵地区。
9月25日，军委会正式颁发命令：（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到萍乡指挥，以便督率留在赣北、鄂南及湘鄂边区山地的游击部队，作有力的游击。（二）在浏阳、醴陵各重要地区应布置兵力，阻敌深入；并在长沙附近埋伏一个军，乘敌进入长沙，立足未稳之际逆袭。（三）衡阳地位重要，应讲求间接掩护，避开直接防御。
白崇禧认为应先将日军主力更深入引诱至长沙以南的醴陵、株洲、衡阳一线，进一步削弱日军的战斗力，再伺机给予日军重击，当可发挥国军的最大威力，以消耗击破日军主力。9月25日，白崇禧电令第九战区：（一）目下守备汨罗、湘阴之部队应以一部极力迟滞敌人前进，主力即向醴陵、株洲方面预定地区转移，准备尔后作战。（二）为予长沙附近敌人以有力打击，应以有力兵团于高桥、金井附近占领侧面阵地，乘敌南进之际，与守备长沙之部队互相策应，加以侧击。（三）第79军之游击地区可指定于麦市、通城、朱公桥、平江一带。（四）已令第5军主力推进衡阳，一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薛岳力主战于长沙 终获蒋委员长批准
抗战期间，陈诚与薛岳合影。（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接到军委会和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指示命令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不以为然，仍坚持要以主力部队在长沙与日军大战一场。
9月29日，日军先头部队窜至长沙附近之永安等地，长沙已隐闻炮声。蒋委员长闻讯后，命白崇禧和陈诚星夜入湘，传达最高统帅的旨意，并协助薛岳处理一切。动身之前，陈诚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案，蒋介石批“不守”。
白、陈两人向薛岳传达最高统帅的旨意后，薛岳情绪十分激动，坚持说长沙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若撤退到衡阳等地，不仅影响民心、士气，对于今后兵源、粮食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然而考虑抗战全局的白崇禧并未被薛岳的这些理由说服。原本就主张在长沙与敌主力决战的陈诚，见薛、白两人相持不下，建议“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薛岳坚称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与敌在长沙一战。
于是陈诚一面与白崇禧商量，并令薛岳反攻；同时将薛岳要求坚守长沙的决心及当时情况立即上报给蒋委员长，请委员长批准薛岳因时因地制宜。
薛岳又给重庆蒋委员长打电话，蒋夫人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慷慨激昂地说：“我就要在长沙打，如果湖南战胜，是国家和委员长之福；如果战败，我就自杀以谢国人！”薛岳这番话，令宋美龄十分感动。次日，宋美龄给薛岳回电话，说：“伯陵兄，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长重新下个命令，配合你。”
9月26日，蒋介石和军委会终于同意批准薛岳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电令第九战区：“准备以六（个）师兵力，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蒋介石并命白崇禧在湘协助督导薛岳和第九战区作战。
薛岳指挥若定 湘北日军遭到伏击溃退
遵照蒋委员长、军委会和桂林行营的最新指示，薛岳将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迁往衡阳，并迅速制定了《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重新调整了会战部署：在长沙以北正面，埋伏欧震第4军59师、孙渡58军鲁道源第11师；在左右两翼的福临铺、桥头驿地区，埋伏张耀明52军第2、25、195师、彭位仁73军第77、195师；共计7个师兵力；再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待敌军主力进入伏击区域，发动突袭包围聚歼之。
赣北方面，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统一指挥第一、第十九、第三十集团军，在高安、奉新、修水、铜鼓各地，阻击日本第11军第101、106师团，使其不能窜入鄂南、湘北夹击我军，保障我主力军右侧安全。日军在赣北不断遭到我军伏击、侧击和夹击，冈村遂于9月29日下令106师团撤退，同时令第33师团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被围于甘坊附近的第106师团。
湘北方面，日军于9月26日渡过汨罗江后，到处受到国军的顽强阻击。当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企图从三面包围第15集团军时，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获得薛岳批准，指挥各军撤退，使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关集团军的计划破产。9月28日，第6师团及上村支队分两路向南进攻，在福临铺、石门痕遭到张耀明52军195师的伏击，上村支队在粟桥遭到73军77师的伏击。9月30日，张耀明指挥52军3个师向永安市、上杉市日军进攻。
至此，从赣北、鄂南企图策应湘北战场的日军都遭到中国军队的节节阻击或伏击。而湘北日军，自恃占据武器装备和陆海空优势，仍孤军冒险向长沙正面逼近。
当湘北日军主力进至距离长沙20华里地带时，不断遭到中国伏兵四处袭击。坐镇湖北咸宁指挥所的冈村宁次突然警觉，恐惧孤军深入前方薛岳布置的“口袋阵”，仔细权衡后，冈村知难而退，在10月1日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10月5日，国军击落日机一架，缴获了冈村宁次从咸宁指挥所发出的总退却令：“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薛岳获悉后，立即命国军全线追击日军。
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关麟征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汨罗、新市等处。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指挥第27集团军（川军第20军），夏楚中第79军、李玉堂第8军沿汨罗江两岸，向进入长寿街、平江一线的日军搜索截击。10月6日，第79军王甲本98师克服平江。9日，王陵基第30集团军克复修水；第52军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10月10日，第20军133师与第8军赵锡田第3师自渣津追剿修水残敌，克服麦市。
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 意义深远
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胜利结束。
薛岳当即发电报向蒋委员长报捷：“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
10月12日，中央社在长沙发表蒋委员长嘉慰白崇禧、陈诚、薛岳以及所有有功将士的电报：“白主任并转陈长官薛长官，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详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立，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务望勗勉所部，格外戒愼，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集大勋，至深企盼。中正。”
白崇禧复电委员长：“委员长蒋钧鉴：真电奉悉。辱承奖饰，怍悚交并。此次湘北胜利，全仗钧座德威及战略指导，陈薛两长官主持筹划指挥，民众之热心扶助，有以致之。但未及将敌全数聚歼，殊为遗憾……职白崇禧叩。”
对于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歼敌数量，各方说法不一。薛岳在长沙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称“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陈诚晚年在台湾的回忆录中称“各路敌军死伤计四万余人”。白崇禧当年称“先后战斗28日，击毙敌人一万八千以上”（《桂林行营业务纪要：湘北会战》），晚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说“（长沙附近）敌由优势空军拥护，行有计划之退却，未受多大损失本会战告终”。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说“双方均未收显著及决定性之歼灭战果”。此次会战的歼敌数量之事，尚待今后历史学家进一步探索发掘真相。
不管怎样，此次会战，是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战略指导下，全体参战国军将士英勇奋战，粉碎了10万日军企图围歼第九战区主力的迷梦，保卫了战略要地长沙，是第二期抗战中的一次胜利会战。战后，薛岳正式晋升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此次会战的战略战术，对此后在长沙的三次会战（包括1944年长（长沙）衡（衡阳）会战）都有深远影响。实际上，薛岳此后都是以第一次长沙会战“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战略为蓝本，并指挥第九战区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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