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在一个黑箱作业的中共党内，流言多寡强弱几乎成为观测官场内斗的晴雨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9月1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8月29日正式上线，被称为所谓治理网络谣言的重大举措。综合分析者认为，社会流传的所谓“谣言”大抵分为政治传言和涉民生的传言，目前是中共政治敏感期，大变局前夜，政治传言往往是权斗晴雨表，而那些涉及民生及资讯自由权的民间传言，相对于中共历来被指谎言制造者，并非谣言，有些其实是老百姓的逃生信息。
中共首推官方“辟谣平台” 分析指涉党内权斗保密及社会维稳
据中共官方新华社报导称，“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以及新华网承办，旨在为群众提供辨识、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
据介绍，得到多个的单位机构帮助支持的辟谣平台起到大数据精准识谣、联盟权威辟谣、多终端立体传播、指尖即时查证、关口前移防范的作用。目前，已整合接入全国各地40余家辟谣平台，包含辟谣数据资源3万余条。
中共官方一直致力于打击网络谣言，相关报导与措施不再新鲜，查看网络发现，早在中共十九大前，百度已出台配合当局打击“谣言”的机制，推出327家网警执法巡查帐号入驻的“辟谣平台”。但这一次似乎是第一次由官方正式针对网络谣言，建立功能如此繁多的辟谣平台。
官方报导打击“网络谣言”。（视频截图）
自由亚洲电台8月30日援引网络人士分析说，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设立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中共高层斗争比较激烈，政治八卦特别多。政府可能想从这方面引导一下。再一个社会矛盾激化，各种事情层出不穷。好像最近昆山砍人、老兵群体维权、还有P2P暴雷。这些维权事件特别多。（当局）有点控制不住，就想引导舆论。”
河北自由撰稿人朱欣欣则说，靠政治权力打造的辟谣平台或中心意味着信息的垄断和打压。
朱欣欣强调：“真正的辟谣应当是通过人们独立思考，进行对比、鉴别。识别谣言的条件是依靠自由信息的传播。”
但朱欣欣补充说，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只是相关部门围绕着领导实行的一项形象工程，当局中国官方不可能彻底控制网络信息的传播。
中共党内权斗激烈 政治传言进入高发期
自由亚洲前述报导引述受访者袁先生进一步分析称，那些涉及中共权斗的政治谣言，通常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报导举例像中共十八大前后的薄熙来事件、周永康事件。当时传言北京政变。还有令计划儿子（令谷）车祸死亡的事情。都是由传言变成现实。
而从今年7月以来，大陆政治流言满天飞，并且透过海外社交媒体释放。综合多个传言版本，主要是包括：中共元老拍桌子吵架对习近平发难；联名致信政治局，要求罢黜习；王沪宁被迫下台，汪洋取代习；胡春华入常成为总书记接班人，保留习的位置；二次修宪，重新加入国家主席任期制；替换习、刘鹤和王沪宁的人选已敲定等等。
其中涉及胡锦涛的一个传言版本指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元老，联名上书政治局，指出中共十九大以后出现了左倾冒进与个人崇拜，要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中共老人帮逼宫，北京于7月11日凌晨两点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持续两天至周五。习近平因目前中共内外交困、贸易战当前饱受攻击，会议期间北京戎卫部换人、戒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经过北戴河会议，至今回看，这些权斗内幕虚虚实实，有些已证实为虚，但出于中共不透明的政治机，当中确凿内情还是令外界难解。
法广中文网8月28日刊文指出，在7、8月交际之间，关于习近平权力削弱的传言集中在几个方面，除了说愈来愈丧失权力的党内元老，在不能直面讨伐习近平的情况下，转向声讨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而王沪宁连续几周的“隐身”“低调”更助长了这一猜测；二是说当局被指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错误评估形势，陷入中美贸易大战。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加剧，中国学界公开批评这种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多，中共党内，包括正在不断失势的红二代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通过传播内部消息，包括利用传言，纷纷指向习近平。
文章指出，这一切的背景是十九大后，习近平闪电般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于断绝了中共内部一些人通过每隔十年替换领导人延续中共政权的希望，废除了中共接班人隔代指定这一“党法”，这样，十九大前希望维持中共接班人制度的元老们或者他们的拥护者们残存的希望破灭了。
文章说，不难想象，在一个黑箱作业的中共党内，熟悉中共文革以来历史的观察人士知道，流言多寡强弱几乎成为观测中共官场内斗的晴雨表。
而在北戴河会议后，习近平强势登场，高调发声，在为传被党内指责的文宣定调力挺的同时，通过公布被外界指为中共“帮规”的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向党内再次发出不许“妄议”警告。
中共党纪历来被喻为“帮规”，是中共对其成员生杀予夺的利器。中共党纪条列增加了对习中央权威的规定，明列“习核心”地位，把“习思想”、“习核心”攀升到党纪层次，不容挑战。
另外，这次中共修订党纪条例还特别增加了对搞山头主义，“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两面人”的处分规定，以及对“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处理。
法广认为，大权在握的习近平，还需党纪条例来增加权威，这意味习近平加紧防范的仍然是党内势力，而且现在把它具体化、条例化。文章认为，把“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作为党员大忌显然是习近平对北戴河会议前流言四传局面的反弹，或可以视为是一种忌惮。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认为，目前中共党内的分裂程度是习上台以来从未有过的。
传谣与辟谣早已进入当局打虎模式
当局近年反腐大戏情节起伏，伴生而行的却是围绕官场的政治传言风生水起。当中真真假假，既有不久即被坐实的“遥遥领先的预言”，也有真“谣言”。
据政情观察人士总结称，导致政治传言满天飞的主因，一方面是反腐遭遇了利益集团的反抗，所以利用中共一贯政治不透明的缺陷，有意放出各种消息混淆视听。
比如周永康被当局指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有分析就认为，可能包括了其此前对政治对手的海外放风抹黑。而海外媒体援引消息指，已被查的中共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听命于令计划，至少涉监听中共高层、泄露国家情报、散布虚假消息，构陷中共高层领导人等罪行。
另一方面，针对大老虎的许多所谓“谣言”，许多往往随后被证实是真的，被指来自打虎策划一方。
据网民总结出当局打虎的套路，是所谓的“传言先导模式”：传言四播——亲信及家人出事──公开露面或发文辟谣──大陆媒体影射、香港外宣媒体公开讨论──官方公布──媒体“扒皮”，让其身败名裂。
从徐才厚、周永康再到令计划的落马，基本都是按着这“传言先导模式”操作，先是海外疯传，然后坐实。而中招的人物，却又都是与江派有关。
事实上，一直未获官方明确证实的薄周政变，从最初的“京城枪声”传闻，到周薄密谈内幕被亲共港媒披露后获大陆媒体公开转载，也已变相被官方确认。
政治流言往往是大变局前兆
原发于《中国经营报》的文章〈1911，大清朝完蛋的前夜〉中说，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结了。在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但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大清很快灭亡。
知名民运人士牟传珩曾在2014年撰文称，在当今中国，官方把一切不利“稳定”的民间自发消息都武断成“谣言”。其实民间传言自古有之，虚虚实实，正所谓“事若可传多具癖，人非有品不能贫”。更何况政治传言亦真亦假，被视之为社会大变革的前兆。
例如1975年后，官方用“追查政治谣言”镇压社会舆论，江青指责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那正预示着中南海里开始孕育宫廷政变。以史为鉴，每当中共进入严查政治谣言的紧张时期，都会激起民众对言论封杀令的强烈抗议与回击;而每一次所谓“政治谣言”频起，又都是党内高层纷争白热化的外向反应。不少开始被认为的“政治谣言”，如从2012年的王立军逃馆事件，再到薄熙来倒台、薄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徐才厚案、周永康案等皆为网上传言而起，后来都被官方印证。
资讯透明是谣言大敌 中共治下涉民生“谣言”无害甚至可救命
知名民运人士牟传珩曾在2014年前述文章称，民间传言，哪怕是谣言，也是社会情绪和危机存在的警示。更何况民间自发的、即使没有被证实的消息被传播，也常常有助于避免悲剧的发生。因此，剥夺民间自发信息权是一种罪恶。
例如，当年政府隐瞒萨斯疫情的灾难性后果举世震惊。如果当时允许民间即时传播消息，哪怕夸大一些，都会比剥夺民众信息发布与知情权造成那么多人惨烈死亡代价少得多。
时评人士蔡慎坤撰文认为，互联网的资讯传播方式特别是微博微信的爆发式成长及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能力明显减弱。一些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敏感事件，网络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主流媒体，越来越威胁到官方对媒体一贯的管制手段，也促使官方加大了对网络资讯的管控力度。
按官方说法，网络特别是微博微信“朋友圈”是产生谣言的土壤!这其实是一个可笑的伪命题。无论网络还是微博微信“朋友圈”，带给这个世界的是更多真相，而绝不是什么谣言。单就谣言来说，网络微博微信“朋友圈”跟媒体喉舌应该大不相同。媒体喉舌向来对外标榜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然而传播了数十年的谎言却从来就不认错，翻开过往几十年的报刊，用了多少谎言来欺骗世界，迷惑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人或无知的人，其危害远超过微博微信“朋友圈”。
文章指出，谣言只会产生于没有真相之时，公开透明是谣言的大敌，而谣言的祸根其实是谎言。网络微博微信“朋友圈”，完全坦露在阳光之下，实际上是一切谣言的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