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网络图片）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苏共中央全会的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随后会议主持人宣布，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
这是一次完美的宫廷政变——之所以“完美”，不仅因为对赫鲁晓夫权力的虢夺没有遇到一丝抵抗，更因为在苏式国家里，最高领导人被解职后，下场都很凄惨，而赫鲁晓夫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度”晚年的优厚待遇。
虽然失去了可以呼风唤雨、令无数人匍匐在脚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拥有一辆配备司机的小轿车、一幢配备厨师和保姆的豪华别墅和一份足以维系优渥生活的“特别养老金”，在很多人看来，赫鲁晓夫应该满意了。
可是，赫鲁晓夫不满意，最初是由于不甘心，后来是由于反省。
在最初“被退休”的日子里，这个以前人们眼中的“硬汉、莽夫”，天天以泪洗面。据他的厨师和儿子谢尔盖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记述，他几乎不和人交谈，失眠厌食，终日呆坐在房间里，脸上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眼泪。失去出口成法的权力、失去被人簇拥的感觉，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呀！他回忆、回味，幻想重新拥有那一切，心有不甘像魔鬼一样折磨着他。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开始出门走动。
以前他出门，开道净街、前呼后拥，所到之处，下面人早已安排好了各种假象，因此他看到的都是“莺歌燕舞”。而如今他成了一介无足轻重的平头百姓，他的眼睛无需再戴上万花筒，因此几十年来，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
他看到了农民的艰辛，听到了工人的诅咒，见识了握有小小权力的人的冲天蛮横……
于是他经常念叨这句话：“如果我还当政，一定要改变这些！”
他开始反省自己，反省自己一手制定的很多法规政策，并将需要改变的地方罗列在本子上——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再有人听到和执行，但这样做了，他心里就安慰了许多，仿佛弥补了自己的过错似的。
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这使他大为愤怒。回想自己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镇压群众示威游行，他意识到，这是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如故，任谁当政都会在这条轨道上狂奔。他怒吼：“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当然，他已经无力给任何人打开门窗，即使给自己，也仅仅是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这道缝隙就是——偷听敌台。他当政时，特别指示要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现在却成了他每天都要收听的广播，而他曾经的最爱《真理报》，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里，苏共曾经的首脑，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竟然转变为一个体制的异议者，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在偷听敌台的同时，赫鲁晓夫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禁书”，他让儿子谢尔盖偷偷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等书籍带回家，这些书都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在阅读了这些书藉以后，他摇头叹息：“我们不该禁这些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我被蒙蔽了！”
颇为讽刺的是，这位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之一，自己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竟然也会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而不得出版。于是他拿出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机智，从敌台中获得蛛丝马迹，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将手稿偷运到美国，并于1970在美国出版。
1971年9月11日，这个共运史上最高级别的“偷听敌台”者在病榻上与世长辞。临终，他向医生忏悔道：“我一生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他的临终忏悔也许可信。但是，不妨做个假设：假设赫鲁晓夫没有下台，而是像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执政至死，那么，即使他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听到了载道的怨声，然而出于对权力的维护，他能够改变吗？他还会那样忏悔吗？这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