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排左一为民国大师陈寅恪,在文革中遭中共迫害惨死。(看中国合成图)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修水县桃里竹段村人。他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官至巡抚的陈宝箴之孙,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189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唐刘蜕故宅,因这一年是虎年,故取名“寅恪”。其夫人唐筲也出生于名门,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一位才华洋溢的女教师。他二人在清华园相识,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年时代曾在南京家塾就读,在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陈寅恪堪称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干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陈寅恪一生四处求学,学贯东西,著作等身,但是却没有获得一张文凭。
陈寅恪的学术论着不但在中国有人去研读,在国外也备受推崇。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研究史入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苏联学者曾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是无人能看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留学日本欧洲 执教清华北大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就读。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擅长。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受聘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陈寅恪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他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当时的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陈寅恪还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以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非常谦虚,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人品高洁坚拒倭寇 天妒英才双目失明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陈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渡,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陈寅恪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但是陈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他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伪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因他坚拒未果。1942年,他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此后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阴差阳错滞留大陆 惨遭迫害沉冤未雪
1948年底,共军逼进北平,陈寅恪本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曾电话催请陈寅恪南下,陈寅恪于是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滞留在岭南大学任教,未能如愿前去台湾。
1952年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他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大陆出版陈着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着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中共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中共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中共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民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筼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是“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诬称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是中共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人格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只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制订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历经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筼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一代通儒陈寅恪之死,证明了共产政权的极端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