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图: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9月27日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授高王凌8月24日因病去世。我和高王凌教授没有私交,但读过他不少著述,受益良多,尤其是他对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论述,既深刻又浅白,十分精彩。这里我谈谈读高王凌著述的一点感受,也是对这位学者的纪念。
高王凌教授根据民国年间的调查统计得出结论:在旧中国的农村,两头小中间大,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里,地主占有的土地只在30-40%之间,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70-80%;地租实收率是30%,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50%以上;地租总额只占全国农作物产值的12%或更少一些,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为生的小地主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和自耕农相差无几。这一调查结论无疑是对共产党暴力土改从理论上的釜底抽薪。
很多人都以为,1949年后的中国,农民不好好干活是合作化以后、尤其是公社化以后才发生的事。他们以为共产党搞土改,虽然很残暴,但总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让农民单干,因此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可是高王凌告诉我们,农民从土改以后就不好好干活了。因为他们知道,先前很多富裕农民本来是勤劳致富的,但就是因为他们富,结果在土改中遭到批斗。高王凌说,土改后农民心里想,我多干活了,产量增加了,我变成富裕中农怎么办呢?你们又要来斗我。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他宁愿穷着。当时很多外国人写的书,有一本叫《翻身》,一本《十里店》,都说到土改以后的减产。有人说“土改”之后中国农业有一个黄金时代,那都是骗你们。当代史里更是鬼话连篇。
关于中国农民,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谬论,说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高王凌反驳道:“我觉得他们的脑子中毒太深了,动不动搞个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与否是你的概念,不是中国农民的概念。中国农民追求平均吗?在座的各位可以回去问问爸爸妈妈,据我了解中国农民追求公平和道义,但不追求平均。”
这就驳斥了一个关于共产党的神话。不少人至今都以为,共产党打下江山,是因为当初它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支持拥护。其实不然。杜润生在回忆邓小平的一篇文章里写道,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边打仗,一边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结果招致农民的普遍反感,于是后来改变了做法,把“打土豪、分田地”改成了“减租减息”,这才使得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得到改善。可见私有产权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人,包括穷人,也承认私有产权的正当性,并不赞成共富人的产。共产党老是批评农民“落后”、“不觉悟”,其实那正反映了农民朴素的正义观。
(原标题:听高王凌教授讲农民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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