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7日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4号闸和5号闸之间决堤30米。（網絡圖片）
【看中国2018年11月18日讯】一、依法治国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立国之本
本文讨论这么一个问题：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有多大历史意义？
首先要给出一个的明确回答。
依法治国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立国之本，任何时候不能违背这个个基本原则。
如何防御长江特大洪水？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已经做出过具体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
1998年沙市的水位达到了44.67米，甚至超过了45米，没有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进行分洪，就是不依法治国，就是失职，就是犯罪，就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不管他的职务多高，也不管1998年长江抗洪的最后结果是如何“伟大”。
对于“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有多大历史意义？”一位网友有如下的看法：“荆州市区没有分洪的说法，因为地势比武汉城区高，但是荆州下属的一些地势较低县、乡、镇是有这个说法的，而且以前也干过。分洪其实就是弃卒保军。”另一位网友认为：“谈不上很大历史意义，主要是保住了公安县城，不过星空的决策能力确实在这体现出来，当然他也拿政治生命赌了一把。”星空是指遥望星空的温家宝，这位网友认为不分洪的决策者是当年的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
看来不少人是把温家宝当作不分洪的决策者，这只是从中国新闻报道表象所得到的结果，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说温家宝是1998年长江抗洪时不分洪的决策者，他又调动几十万正规军上长江大堤严防死守，自己坐着飞机一会儿飞沙市、一会儿飞九江，权力似乎很大。怎么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中，身为总理的温家宝仅能调动近几千武警官兵，调动不动一个正规军官兵，调动不动一架飞机或者直升飞机，导致救灾决策出现重大错误，救灾行动迟缓？
像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一样，科学界有一位资深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向党写思想汇报的习惯，一直支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毫无保留。但是他对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也颇有微词。张光斗于2009年11月20日在《水问题论坛》发表《对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情况的认识》的文章，关于不分洪的决定张光斗写道：
“要防御长江大洪水，分洪和分蓄是必要的。所以必须准备好荆江等分洪区。洞庭湖、鄱阳湖等建圩垸围垦，必须有计划、有限制、有控制。建了圩垸，减少了湖的蓄洪库容，必然增加长江洪峰流量，抬高长江水位，使护堤困难，可能发生大堤决口，造成很大损失。所以有些圩垸要还湖，保留的圩垸遇到大洪水时，必须破垸还湖蓄洪，不能死守垸堤。实际上圩垸是另一种分洪区。对分洪区和圩垸必须设置避洪台及其他安全地带，以便居民及时转移，必须做好准备，使分洪区能够分洪，圩垸能够还湖蓄洪。这需要大量投资，而是必需的。”
二、不分洪的决策对不同的组群和个人有不同的意义
在南京大学学习城乡规划时，也听老师讲授过一项政策、一个措施对人民的意义，好像决策者永远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制定政策或者措施的，决策者的利益好像永远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解释不通的地方，便拿“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为国家”这一套理论来打圆场。
到了德国重上国土规划的大学课程，有专门教授规划与决策的课程，讲的内容与中国大学不同。一项政策、一个措施对于不同的组群和个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有的组群或个人得利多；有的组群或个人得利少；有的组群或个人没有得到利益；有的组群或个人甚至是利益的损害，要仔细分析。
笼统地讨论“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有多大历史意义？”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对于决策者来说，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按照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启动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对其一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影响至今。江泽民是1998年不分洪的最大利益获得者。通过调兵，通过一百多位将军和几十万解放军官兵在长江大堤上对江泽民表示的效忠，江泽民获得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从而也获得了对党的绝对指挥权。对于江泽民来说，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其历史意义超过1989年他被意外地选中接替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从这一刻起，江泽民成为真正的说一不二的皇帝，而不再是一位儿皇帝。
而另外一个族群的人，他们不执行依法治国的规矩，极力帮助和坚决支持江泽民实施这个决策，他们也获得了很大的利益。比如说徐才厚，1998年他是刚在两年前得到提拔任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在1998年8月6日晚（不是在所谓的8月7日夜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接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傅全有的命令，立即带领济南军区的部队赶到长江抗洪第一线，可谓行动迅速，执行命令得力。
几十万解放军的正规军来到长江大堤。来对付一场不大的洪水，实际上是小题大做。据说在江西九江市，解放军官兵之多，达到了2位战士守卫1米江堤的密度。这么多的解放军官兵，在长江大堤上也挤不下。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就在长江沿线调兵遣将，一会儿把一支部队调到荆江，接着又把这支部队调到岳阳，再把已经在岳阳的另外一支部队调到荆江。再就是打乱部队的指挥权，把广州部队的所属部队划归南京部队指挥，反之亦然。任务就是一个，考验解放军指战员的忠诚度，特别是将军们的忠诚度。
根据钟青、刘武、卢跃刚撰写、漓江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世纪洪水》一书，1998年8月16日，在“完成”抗洪任务之后，徐才厚率领部队从武汉乘坐514次客车回济南，12时30分火车刚过河南许昌，便在火车上接到军区作战副部长高国风上校的电话，传达江泽民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指示。高国风上校传达道：“江主席命令：‘长江抗洪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争取全胜。要搞好通讯联络，保障指挥。’军委首长指示：‘告诉济南军区，立即传达江主席命令，长江中下游抗洪部队的行动，听从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统一调度指挥。部队全部上堤后，要立即向军委报告。’”徐才厚将军当即决定：返回湖北。19时他们一行人在郑州下车，换乘21时40分15次特快回湖北。17日4时20分到武昌。6时10分赶到嘉鱼前线部队。徐才厚服从江泽民的命令，将自己的部队交由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指挥。
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一共出现了八次洪峰，分别是：
第一个洪峰：7月2日17时，宜昌站洪峰流量53500立方米/秒；
第二个洪峰：7月18日，宜昌站洪峰流量54800立方米/秒；
第三个洪峰：7月25日，宜昌站洪峰流量52000立方米/秒；
第四个洪峰：8月7日22时，宜昌站洪峰流量61500立方米/秒；
第五个洪峰：8月12日14时，宜昌站洪峰流量62600立方米/秒；
第六个洪峰：8月16日14时，宜昌站洪峰流量63600立方米/秒；
第七个洪峰：8月25日12时，宜昌站洪峰流量58000立方米/秒；
第八个洪峰：8月31日2时，宜昌站洪峰流量57400立方米/秒。
1998年的最大洪峰流量为8月16日14时在宜昌水文站测得的63600立方米/秒，尚不足十年一遇的洪峰流量66600立方米/秒。第六个洪峰的到来是一件预先已知的事件，为什么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在此时让徐才厚率领济南部队从武汉坐火车回济南，然后又从火车上把徐才厚和他的部队拦截回来，并要徐才厚交出部队的指挥权。如果当年徐才厚的反应略有一点偏差，或者思想上有一点抵触，那么今天中国就少了一位巨贪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事情也佐证了笔者1998年提出的观点：1998年大规模地调兵，不是为了长江抗洪，而是为了建立江泽民在军中的绝对权威。
2007年徐才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鹏（现财新传媒副总编）撰写过一篇报道介绍这位解放军的政治新星。吴鹏对徐才厚在1998年长江抗洪时的表现有如下的评论：
“此举后来受到中央军委高度赞扬，被称赞是‘讲政治’的范例。1999年9月，徐才厚‘二进’总政，担任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中央十六大后，徐才厚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作为政治干部出身的徐才厚，进入国家和中央军委领导层，显示出中共中央加强军队革命化和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党指挥枪’的治军原则的要求。”
可见，1998年长江洪水，不分洪的决定，徐才厚获利颇大。江泽民召之，徐才厚即来；江泽民挥之，徐才厚即去；江泽民再召，徐才厚再来，甚至不在乎交出部队的指挥权。站在徐才厚的立场上，其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的表现，是向江泽民递交了投名状。
三、“不要轻言分洪”
比徐才厚获利更多的是温家宝，但是，温家宝所担的风险也要比徐才厚大许多。1998年温家宝是几位副总理中排名最后的一位，同时担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本是胡耀邦提拔起来的。胡耀邦倒台后，被赵紫阳招纳继续使用，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1989年学生运动中，温家宝在部队镇压之前陪同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和同学们告别。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一书，赵紫阳曾经找过中办主任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一方面以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为由，另一方面告诫赵紫阳开会后果将会很不好。也有报道说，此时温家宝背叛了赵紫阳，为邓小平、李鹏所用。香港大公报任高级记者马玲她撰写的《温家宝传》中提到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不分洪的决定：“温家宝后来跟孙大光说，当时他已做好准备，如果大堤决坝了，他会承担一切责任，从那儿跳到江里去。”
为什么长江大堤溃决，要跳江自尽的是温家宝？而不是决策者江泽民呢？为什么长江九江大堤已经溃决了，而温家宝却又不需要跳江自尽呢？
按照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8月6日上午，沙市水位达到44.68米，预计会继续上升到44.95米。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书记和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共同国家防总、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去紧急报告，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紧急报告。
据中国媒体报道，1998年8月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接到湖北省委和湖北省政府的请求报告后，决定派温家宝前往现场指挥。朱镕基告诉温家宝：中央原则同意湖北省委、省政府“分洪”报告。只是分洪的批准权限在中央、国务院，是否分洪必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派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到湖北沙市现场指挥，就是事实上否定了湖北省委、省政府依法提交的“分洪”报告。
8月6日晚温家宝乘飞机前往沙市，登机之前，温家宝专门与江泽民通了电话，江泽民说：“一定要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分洪问题要慎之又慎，一旦分洪，几十万人要转移，一百多亿的财产要付之东流。”江泽民不分洪的意志十分明确。
温家宝飞抵沙市，江泽民给张万年电话，命令增派部队到长江大堤抗洪抢险，因为江泽民坚信温家宝会支持他的决策，不会再提分洪的事宜。午夜，江泽民又给温家宝打电话，询问情况。下面是陈昌本在《水患中国》一书中的记录：
温家宝：“总书记，您好！我是家宝。这么晚您还没有休息，打扰您了。”
江泽民：“没事的，家宝。我们都没有休息。一直在等长江前线的消息。情况怎么样？”
温家宝：“大堤虽然有险情，但并无大碍。荆江沿线的查险、抢险都抓得很紧。抗洪军民信心百倍地严阵以待，空军马殿圣军长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现在的水位再高一些也顶得住……”
江泽民：“说得好呀！严防死守最关键是要有信心！兵力怎么样，人手够不够用？”
温家宝：“危机时刻就得靠解放军！”温家宝在前线正式向军委主席江泽民提出增兵的事情，“我正想向总书记提这个问题，石首、监利和洪湖地段需大量增兵，有解放军在，大堤就能守得住，我这个前线总指挥心里也就更有底了。”
江泽民：“是的，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增派一些部队，宁可多一点。多派一点部队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锻炼部队，和平时期军队没有仗打，与洪水之战。对部队是很好的摔打和考验；再则可以增强人民的勇气，老百姓一看解放军来了心里就有底，增强军民严防死守、抱住大堤的信心；另外可以密切军民关系，加深军民鱼水之情。”
温家宝：“希望部队尽快上来。”
江泽民：“好！我马上给中央军委打电话，长江一线全面增兵。”
温家宝：“谢谢总书记！”
温家宝说的正好是江泽民所需要的。第一，作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本人没有提出要求，执行《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的规定，使用荆江分洪区；第二，温家宝只要求大量增兵，希望部队尽快上来。
有温家宝这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在前面挡着，不依法办事的不是江泽民，擅自调兵的也不是江泽民。责任不在江泽民，而成绩全在江泽民。
在和江泽民通话后，8月7日临晨2时，温家宝和湖北省党政领导人一起研究灾情，此时传来湖北省公安大垸溃口的消息。湖北省和沙市党政领导人认为，应该尽快动用荆江分洪区分洪。温家宝说：“不要轻言分洪”。8月7日中午12时，沙市洪水位达到44.98米，湖北省再也不敢提动用荆江分洪区分洪一事。
8月8日朱镕基来到荆州，告诉湖北省大小官员：“谁来下分洪命令？现在常委会定清楚了，授权温家宝。”朱镕基又说：“家宝同志跟我说，就是下了分洪命令，也得等48小时，等群众跑出来才好。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也是常委的精神。”其实，荆州市前指在8月7日12时前已经将荆江分蓄洪区内的居民转移完毕，根本不需要再等48小时。有人计算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直接损失是150亿元人民币，而调几十万解放军官兵到长江大堤去严防死守的费用，数十倍于这个经济损失。
四、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真的没有分洪吗？
温家宝站在了江泽民的前面，承担了没有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依法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责任。温家宝当然很清楚，如果……，万一……，那么他只有跳到江里去。但是冒这个大风险是否值得呢？袁成亮教授曾专门撰文指出：温家宝在1998抗洪救灾的表现，是当上国务院总理的最重要资本。此言不差。
那么，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真的没有分洪吗？
回答是：虽然在规定的荆江分蓄洪区没有进行分洪，但是在多个非分蓄洪区强行进行分洪。
许多中国人以为，既然重要决定“今夜不分洪”，不在规定的荆江分蓄洪区进行分洪，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其他非分蓄洪地区采用分洪的措施。可是残酷的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减小对个人的风险，温家宝利用钦差大臣的权利，在《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没有规定的分蓄洪地区、在沙市下游和武汉上游的一些地区，强行实行人工扒堤，扩大洪水通过的断面，降低洪水位，保证武汉的防洪安全，而又不减低沙市的又惊又险的高水位。有报道说，当年实行人工扒堤的一共有几十个民垸，可惜笔者只掌握了下面主要四个垸的资料：
8月5日13时对石首市六合垸实行扒堤行洪；
8月5日23时对石首市永合垸实行扒堤行洪；
8月8日凌晨2时对石首市张智垸实行扒堤蓄洪；
8月8日16时对监利县三洲联垸实行扒堤蓄洪，由于民众反抗，部队开枪镇压，有人员受伤，死人情况不清，实际执行时间推迟了21小时，为8月9日13时。
无论是监利县三洲联垸还是石首市六合垸、永合垸和张智垸，都不是《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的分蓄洪区，而且还是当地最富裕的地区。六合垸、永合垸和张智垸面积186平方公里、1998年居住人口约为5万人，三洲联垸面积207平方公里、居住人口5万人，四个垸一共393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约十万人。
监利县代县长赵毓请被认为是执行命令不力的，被当场撤销了代县长职务。1998年8月8日朱镕基曾为不分洪辩解说：“家宝同志跟我说，就是下了分洪命令，也得等48小时，等群众跑出来才好。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也是常委的精神。”赵毓请就以此自己辩解道：“下了分洪命令要有48小时的转移时间，上级只给了8小时，群众撤不出来，我有难处啊！”可见下了分洪命令，也得等48小时，等群众跑出来才好，并不构成1998年不依法抗洪、不动用荆江分洪区的理由，只是托词。
《世纪洪水》一书中对这个在非分蓄洪区强行实行扒堤分洪的事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并称，这是1998 年长江大水中最悲壮而惨烈的一幕之一。
“据《石首市水利堤防志》载，张智垸地处长江左岸，为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亲令挽筑，因‘之’与‘智’谐音，去掉‘洞’字后而得名。张智垸全垸自然面积15 平方公里。永合垸创挽于1830 年，原为永锡和合兴两垸，后将两垸合并，各取一字为永合，寓永久相合之意。永合垸自然承雨面积33 平方公里。六合垸位于长江北岸，四面环水，于1959 年围挽成垸，全垸自然承雨面积15.7 平方公里。辖六合垸、永合垸、张智垸等十几个民垸的石首市小河口镇，耕地8万多亩，人口45000 多人。这里曾是石首市最富裕的乡镇之一，盛产水稻和棉花。弃守小河口镇，‘至少损失8 个亿。’市长张永林说。”
1998 年8月5日凌晨1 时许。石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荆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明传电报：“接省防指命令，为降低荆江洪水水位，特命令你部于8 月5 日13 时将六合垸破口行洪。5 日23 时将永合垸破口行洪。⋯⋯同时，张智垸要迅速转移人口，做好破口行洪的各项准备工作。请将执行情况速告我部。”
石首市的六合垸、永合垸和张智垸都不是《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的分蓄洪区。从1998 年6月29日入汛以来，石首市的1000 多名各级干部、万余名民工和10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在64 公里长的防汛大堤上，全面筑起了一道宽1 米、高0.5 米的子堤，并先后排除大小险情1500 多处，其中，共战胜重大险情68 处，处理大小溃口19 处，仅耗费的防汛物资就价值2000 多万元。石首人严防死守1 个多月，现在一道没有法律依据的命令，就要将这个地方沦为一片泽国。
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派来武警官兵执行破口。在破口现场，小河口镇的老人齐刷刷地跪下来请求武警官兵：“这里有我们几代人积攒下的家产啊！你们能不能跟上面通融通融，不破口行吗？”但是百姓的跪求在“不分洪”的决策者眼中是最廉价的。186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没，4.5万人沦为失去家园的灾民。
在张智垸、六合垸和永合垸破口行洪之后，石首市又先后对大垸乡的春风垸、北碾垸实行破口行洪，并主动放弃了19 个围垸的防守。石首市这24 个民垸和围垸行洪之后，共分蓄上游洪水10 多亿立方米。
在监利县，对三洲联垸实行扒口破堤的行动，就没有像在石首市那里进展得这么顺利。三洲围垸是监利县最大的一个民垸，堤坝十分坚固，号称是固若金汤。三洲围垸总面积为186.13 平方公里，居民近6 万人。8月7日，湖北省防汛总指挥部在得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不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后，决定主动放弃并未划入分蓄洪区三洲围垸，计划分蓄洪水近10 亿立方米。
8 月8 日下午2 时许，监利县防汛指挥部接到省防总的命令后，要求在当天下午4时就扒口行洪。监利县代县长赵毓清请示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说，三洲联垸交通闭塞，只有一条盐尺公路可以疏散转移当地民工和群众，当天完成扒口行洪任务十分困难，是否能将时间延迟到第二天上午。刘克毅坚持按命令的时间执行扒口行洪，不得动摇。但是由于上千群众围困，到第二天下午1时50分，扒口行洪的命令依然不能执行。
“‘砰，砰’，两声沉闷的枪声回响在湖北省监利县抗洪抢险前线。70 多名当地农民手持铁锹、木棍，聚集在大堤上，阻挡着公安干警前来决堤。公安干警不得不鸣枪示警，橡皮子弹将一位50 多岁、一位30 多岁的村民击伤在地，打伤了他们的眉额与嘴唇。老百姓不知道开枪用的是橡皮子弹，因此导致了更激烈的冲突。枪声响起时，围垸内的稻田里有几个村民正在收割尚未成熟的稻谷，大堤上的一位村民将没有开苞的棉桃摘下晒在堤上，希望还能收获一点棉花。距两位村民受伤倒地的地方不远，一群村民被几名公安干警拦阻在大堤上，许多村民不明真相，高喊着：‘快去看看吧，公安开枪打人了！’紧接着，4 名公安干警抬着一个满脸鲜血的村民匆匆跑过来，也不知那人是死是活。1998 年8 月9 日中午1 时50 分，在湖北省监利县孙良村八姓洲的哨棚大堤上，并肩与洪水作战了40 多天的村民与公安干警第一次发生了相互可以理解的激烈冲突。30 多名公安干警知道，自己的每一锹土挖下去，民堤内的三洲围垸很快便将变成一片汪洋。一位70 多岁的老大娘冲过拥挤的人群，躺倒在干警们开挖的决口上，死活不让干警们的铁锹铲落在大堤上。干警们只好放下铁锹，把老太太搀扶起来，好说歹说把她劝走。”
村民屈膝跪了下来，哀求不要决堤。但是执行扒口行洪命令的警察还是动手了。3 点零5 分，宽阔的大堤终于挖开了一道缝隙，浑浊的江水涌过来，穿越堤面，向垸内流去。村民们又一次冲动起来，他们扛着盛满泥土的袋子，挥舞着铁锹和铁铲冲向决口，把决口重新堵起来。干警们再一次拥上去，把村民，把拦阻在距离决口不到3 米远的地方。重新扒开决口。到下午4 点多钟，决口才有4 米宽。当天，监利县代县长赵毓清向荆州市纪委、荆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了一份说明情况，他说：“我在执行省市防指关于三洲扒口行洪命令的过程中，态度是积极的。但实事求是地说，也不是没有一点想法。看到四、五万群众几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我们四十多天的艰苦防守前功尽弃，我感到痛心。尽管我们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按时完成省市防指的命令，我作为县防汛指挥部指挥长负有不可推卸的作用。至于有的同志背后向省市领导打我的小报告，指责我故意拖延扒口行洪时间，我不想作任何解释。”
和三洲联垸一样被扒口行洪的，监利县还有西洲垸、新洲垸（8月5日下午4时扒口破堤）、血防垸等。
陈昌本的《水患中国》一书对石首市六合垸、永合垸、张智垸和三洲联垸强行实行扒堤蓄洪也有详细的描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阅读一下。
五、李代桃僵——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没有任何意义
笔者已经多次谈到，1998年的长江洪水是一次并不大的洪水。1998年长江宜昌水文站测到的长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小于1954年该站的最大洪水流量，更小于历史上的最大洪水流量。根据历史上的长江洪水数据计算，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60300立方米／秒；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72300立方米／秒。这些数据显示，1998年长江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介乎于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间。但是1998年长江中下游的河道却出现了罕见的高水位，特别是在荆江、沙市地段出现了45.22米的高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0.55米。而沙市的高水位是不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进行分洪的结果，是不依法治国的结果。
在1998年长江洪水后，原水利部总工程师、长远规划处副处长、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先生从上游宜昌、中游汉口和下游大通三个测点上的最大洪水流量、洪水最高水位和超警戒水位的三个数据来分析，说明1998年的洪水远不如1954年大。
正如原水利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振怀所说，未按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导致1998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
虽然江泽民、温家宝等没有动用荆江分蓄洪区，但是为了为了减小武汉长江大堤溃堤的风险，减小温家宝跳江的风险，在《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中没有承担分蓄洪任务的地区、在沙市下游和武汉上游的一些地区，强行实行人工扒堤，扩大洪水通过的断面，降低洪水位，保证武汉的防洪安全，而又不减低沙市的又惊又险的高水位。强行实行人工扒堤而被淹没地区的总面积超过荆江分蓄洪区，这些地区的分蓄洪量超过荆江分蓄洪区的分蓄洪量，仓促转移的人口超过荆江分蓄洪区已经转移完毕的人口，对这些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按规定使用荆江分蓄洪区的经济损失。最为严重的是，在非法强行实行人工扒堤破堤时，使用了暴力，使用了枪械。
人民日报记者记者杜若原在1998年8月6日自武汉发布一条题为《为确保长江大堤、武汉市和人民群众安全荆州人民舍小家保大局》的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湖北沿江已放弃大小民垸104处，转移人口总数达27万人，淹没面积超过74万亩；分洪量达到50亿立方米，相当于荆江分洪区的容水量，为降低长江洪峰，确保长江干堤和武汉市、荆州市和江汉平原安全作出了无私奉献。”
杜若原的报道是在石首市六合垸与永合垸实行扒堤行洪之后，而此时石首市的张智垸和监利县三洲联垸尚未实行扒堤蓄洪。
36计中有“李代桃僵”一计，用在非分蓄洪区扒口破堤，替代法定的分蓄洪区，起到同样的分蓄洪水作用。从技术层面上来说，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没有任何意义，甚至造成更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一年之后，1999年长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现了44.74米的洪水位，这一水位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但是长江沿线大堤上静悄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