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8年11月29日讯】“群众从来不渴望真实性。若横遭瞒骗，他们会偏离不合口味的证据，宁可将错误棒上天。谁有能力供应假象，就能轻易当上导师；试图拆穿假象的人，总是会遭殃。”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1895）如此写道。
“九二共识”一词，在九合一选举过程中最显眼之处，应是三立高雄市长选举辩论中韩国瑜承认过“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这个政治语言兴起千重浪，却要待到韩国瑜当选后不消一日重申自己承认九二共识，并会成立“两岸工作小组”之际。随着连任的南投县长林明溱表示会筹设“两岸工作小组”，又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及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均和应“承认九二共识拚经济”，一时之间，本来“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民生”的蓝营选战格调一下全消，自然使台湾尤其高雄地区在谷歌搜寻“九二共识”的人次大增。
九二从没有过共识
《百度》对“九二共识”解释如下：
“九二共识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其核心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1992年12月3日，【中华民国】海基会函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协会，对达成共识未表示异议......双方的共识是‘海峡两岸均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
但就如汪浩在《意外的国父》（八旗文化，2017）曾意味深长提出一个问题：“‘九二香港会谈’真有‘共识’吗？”要回答之，难免要翻查1992年12月前后的历史。
1992年3月，台、中双方当时已因在“一个中国”的取态上未能达成共识而使数次工作商谈触礁，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公开道：“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对此，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李登辉主持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于8月1日通过“一个中国”的涵义：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台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中华民国政府......积极谋取共识；深盼双方均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慧与力量。”
当然，中国一方坚决否定台湾上述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说法，于是一场政治语言定义拉锯战就此展开，但海协会在11月最后一日（30日）态度骤变，未待台方回复就传真予海基会，以为双方商谈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之后，台、中始终没有就“一个中国”达成任何官方协议或共同声明。既是如此，“共识”是如何生成？
五年过后，1997年7月，唐树备在一次访问时突然提起1992年的两岸事宜，指“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我们认为这个共识是存在的”，就此无中生有单方面宣称台、中一早就“一个中国”达成口头共识，但仍补充双方从未就“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进行讨论，因此“各自表述”自然也没有达成共识。不过，随着1999年李登辉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原句为“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国开始严厉否定“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翌年，时任陆委会主委苏起建议刚上任的陈水扁以自创的“九二共识”替代“一中各表”，以缓和民进党执政可能引起的两岸问题，为北京政府提供打开舆论缺口的“良方”。2001年，国台办发言张铭清首次正式使用“九二共识”一词，解释为“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个从来没有的共识就此成了“共识”，而只要有人不承认这个“共识”，就会惹来中国的反弹，蔡英文就是典型的例子。
台湾在马英九年代也没发大财
不过，如果“九二共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韩国瑜与吴敦义等国民党党员又如何承认一个中方拒绝包含“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关于这个老问题，马英九是一面镜子。两年前，早在首任任期已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马英九还在执政，但先有中国中央电视台不直播马习会中马英九的致辞和记者会部分，后有引起全台哗然的周子瑜事件，不就反映中国根本无视中华民国的“一中各表”吗？另一方面，就算只讲发财，与普遍国民最有关的薪资议题在马英九年代也不见得有发大财的足迹。国民党如何有方法突破马英九执政的“漏洞”，在坚持“一中各表”的前提下与中国通商且保证赚大钱，甫履任的蓝营地方首长迄今并无解释之。
所以，台、中的经济关系极易沦为一带一路所呈现主从关系。就以今次选举最引人注目的高雄为例，2009年10月原定于高雄电影节期播放新疆独立运动领袖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引致北京反击，包括禁止大批中国旅客到访高雄，最终令不少商会和旅馆公会向地方政府施压，印证了“策略性的观光布局是中国外交政策工具的一部分，以扩大海外政治影响力”之说法。更何况国民党的表白似乎不只限于两岸旅游业的贸易活动，而是全面的——用韩国瑜的讲法——是农民、渔民、花农、畜农或工业产品的经济合作，说中国不会借此控制台湾的政治环境，诚然令人费解。
总统大选之前的宝岛政治气氛转变已成事实。假若台湾选民历经中国打压依旧深信“拥抱对岸市场”、“承认九二共识”、“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是台湾经济的机遇，却遗忘了相应的代价，难怪长驻台湾的加拿大记者寇谧将（Michael Cole）写过一本书，书名铿锵有声：《不愿面对的和平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