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江青（左）和康生的淫威下，云南省有上万人因“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事件遭迫害致死。（网络图片）
中共特务头目康生，一生害人无数。在文革期间，康生凭面相和声音，断定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并炮制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和“滇西挺进纵队”假案。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云南省株连大批干部群众，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打伤致残近4万人，并株连了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和亲友。
省委书记赴京 向康生反映问题
1967年，文革开始后，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冲击机关的情况。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赵健民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疲乏，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后来有人叫醒他，说康生要来了。他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已经是3月1日凌晨1点。
待康生坐定后，赵健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慢一些。
赵健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云南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
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赵健民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
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
康生：文革要解决走哪条道路的问题
赵健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赵说：“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赵健民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赵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
“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次赵健民跟康生的谈话内容就是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
会议变成抓“特务叛徒”会
到了1968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形势每况愈下，云南也不例外，运动混乱，生产停滞，一切似乎都处于一触即爆的态势。当时，赵健民和省委、昆明军区等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云南省的工作情况。
1月21日凌晨2时，赵健民等人接到临时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
会议由康生主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讲话。谢富治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云南的问题。接着便称某派（当时云南省的一个群众组织）“由昆明往西打了禄丰、平浪、楚雄……到下关杀了100多人”，是由赵健民支持指挥的。
这时，康生开了腔：“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
“汇报情况。”
“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
康生的话又让赵健民好生狐疑，明明已经向康生和陈伯达等人写过两封信，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两次报告，都通过军委办事组转上去的，他怎么不知道呢！
不待赵健民明白过来，康生又说：“你支持某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没有出坏点子。”
“你敢写条子吗？”康生紧接一句。
赵健民心想，这有什么不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着康生的面，赵写下了“我没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错误言论。”
康生拿起来看了看，“哼”了一声，阴不阴、阳不阳地说：“你在耍外交辞令啊。”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有，怎么办？”
赵健民想了想，在原条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言论，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此时，赵健民感到事情复杂多了，一个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央会议，怎么却成了对自己的专案审查会？
只见康生那个深度眼镜后面，闪着两道阴险狡诈的目光：“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没有自首。”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面对康生的喝问，赵健民顶道：“我不是！”
这一下，康生咆哮起来，“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赵健民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气急败坏，指着赵健民，“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
听到这，赵健民百般不能理解，自己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
只听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讲：“赵健民，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你投降了国民党。”
康生栽赃陷害
面对赵健民的否认，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
康生的这几句话，不仅令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赵健民也大吃一惊，他记得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赵健民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
康生强迫赵健民在纸上写了“我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康生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赵健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相面”定案 赤色恐怖株连无数人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莫名其妙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赵健民自己也不清楚。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
这次诬陷事件被称为康生的一大发明——以“相面”定案。由于这个迫害狂的“相面”和“敏感”，全国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
康生借赵健民入过国民党在山东省的监狱，诬陷赵为“叛徒”。而实际上，康生出身山东，又曾在山东工作多年，并主持过干部审查，对这一段历史情况是清清楚楚的，何况经过中共的多次审干，包括1957年对赵的结论。康生故意诬陷赵健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东地下党的一批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山东地下党人均遭到了康生的诬陷和不同程度的迫害。
最为严重的是，康生、谢富治从赵健民开刀，无中生有，制造了“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江青一伙在云南的死党据此“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某群众组织就这样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屠杀）了。
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滇西挺进纵队”事件被进一步歪曲成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共在云南省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54个县（区）的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
共产党的赤色恐怖，造成云南省先后有14000多名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38500多人被打伤致残，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和亲友被株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