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对维权人士等的骚扰花样“层出不穷”（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2月5日讯】2019年2月5日是传统黄历新年，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它是人人回家团聚、享受迁徙自由基本人权的日子。但有些人为了维护别人的权利，自己的基本权利反而遭到无理剥夺──这些维权人士、律师和作家，就是陷入苦战的中国人权护卫者们。
近年来，中国当局加强打击人权护卫者，对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骚扰和长期监控，或者用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逮捕起诉。人权观察对中国各地的这种案例做了详细记录。
人权观察访问了二十多位中国人权护卫者，请他们分享近期受到警察骚扰的故事。有些人说，骚扰有如家常便饭，说不上什么“故事”。有些人不愿谈论细节，因为故事公诸于众可能使自己的自由更加受限。有些人甚至要求我们略过他们的故事，以免专管他们的警员“日子难过”──多年朝夕相处之下，他们对盯梢警察被迫干这种不体面工作也颇感同情。
从这些人权护卫者分享的故事可以看出，即便面对强烈、无情的打压，他们仍保持着高度韧性、坚毅和幽默感。以下是获得当事人同意公开的几则故事。
部分原话经过编辑以求明确、简洁。
黎学文，异议作家。（网络图片，下同）
“12月，两个警察假装要买楼，带着房东到家里来赶我们夫妻走。房东语言特别凶，说‘我已经把房子卖给他们了。你们必须搬家！’我把房东拉到一旁，说‘我知道他们是警察，你这是被他们强迫的。’房东感到不好意思，低声说‘你知道我就是个小老百姓，没办法反抗他们。他们把我传唤到派出所两次，逼我这么做。’”
胡佳，维权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
“我家门外，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有警察站岗。他们记录我的一举一动，包括我几点钟关灯睡觉。每到政治‘敏感’期间，他们甚至进到〔政府临时关押〕我的旅馆房间里面。有时他们比较‘硬’，会说‘这是国家政策！你不能做这个！’有时比较‘软’，就会说‘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们？’我感觉这些人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们甚至不能决定自己怎么说、怎么想。可以说，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由。”
艾晓明，纪录片导演、维权人士、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4月，习近平主席到我住的城市武汉来视察，街道办派人过来看着我。每天，他们都守在我家楼下。我朝他们大声说‘你们这些女士，为什么做起特务？别走开，我拿相机给你们拍照！’我进去再走出来，他们已经跑光了。他们也觉得丢人。”
王峭岭，维权人士、被捕人权律师声援者。
“12月，我们三个女人去到最高法院门口。一个门卫拿起对讲机说‘把她们赶走！’一群人冲过来驱散我们。一个警卫抓住李文足〔维权人士，在押律师王全璋之妻〕，对她说‘今天这里有600个警察！’闹腾了半天，实际上这些警察只是把我们一起往后推。我心想‘哇，你们冗员太多了吧，根本不管用啊。’很搞笑。”
吴杨伟（笔名野渡），作家及维权人士。
“相处这么多年了，看守我家楼下和四处跟踪我的警察已不再对我恶言相向。他们通常会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毫无意义，无聊至极。”
章立凡，历史学家。
“今年1月，我参加一场演讲。休息时间，我和一个朋友去上厕所。正聊着，这位朋友提到习主席。突然间，厕所里的‘保洁员’拿起手机对我们拍了三、四张照片。厕所里的人全都吓了一跳。我瞪着那名‘保洁员’，他若无其事躲进小隔间。”
程建萍（网名王译）维权人士。
“去年元旦前后，两个警察来找我们夫妇。一个说‘春节要到了，河南公安厅要给一些“重点人员”拜年。你们很幸运成为其中之一。厅里说，每个人发500元（75美元）红包。我们感觉数目太小了，所以自掏腰包再加500元，总共是1000元（150美元）。’他们是想用钱安抚我们，让我们别在假期‘搞事’。真是恶心、荒谬！”
高瑜，记者。
“警察总是要阻止我和朋友见面。他们说我和朋友聚会──即使只有一个朋友──就是‘群体事件’。有一次，我成功溜出公寓，却在地铁入口被他们拦住。一个大个子紧紧抓住我。我说‘要是我现在大喊“抢劫！救命！”呢？’他答‘那我就马上趴倒在地，抱着你的大腿说“妈，我们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