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17年，中国首次成为俄国民众眼中“最亲近和友好的国家”，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研究显示，62%的俄国人都把中国列入了他们的“主要朋友”名单。
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这份肯定实在有些姗姗来迟。与之相比，信任俄国几乎从来是一些中国人民的主流意识，毕竟今天的俄罗斯看上去正像是苏联老大哥的继承者，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那次权力交接之后。
尽管中苏交恶的时间比中苏友好的时间还长，但中国人对苏联还是常怀特殊的情愫，至今一些中国人仍为它的解体而忿忿不平。
这也难怪，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苏联的表现是如此与众不同，其他国家都只需平等地往来，唯有苏联让中国自愿做它的学生。
不过，回到近70年前，中共政府刚准备以俄为师的时候，这里的人民却并没有做好准备。
“苏联把炮弹打到中国来，有什么好处呢？”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对于这一政策，“觉悟不高”的民众多不以为然。京津等地的高校教师挖苦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惜又倒下去了。”
普通市民更是不清楚苏联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疑惑地向宣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中共干部问道：“苏联把炮弹打到中国来，有什么好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指的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发威慑意味的空炮。
斯大林上台后，这声炮响的意义被宣传不断放大，图为苏联著名漫画组合库克雷尼克赛的油画《“阿芙乐尔”的炮声》。
当时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印象并不多。他们要么不了解这个国家，要么就对它心存反感。
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在二战末期亲眼见识了苏军士兵抢掠财物、奸淫妇女，因此对苏联怀有最负面的情绪。即使是时任旅大地委书记的韩光，也对“少数兵士”的行为感到愤慨，需要驻军总指挥部政治副指挥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其他地方讨厌苏联的人主要是知识份子，他们爱好历史，关注国际新闻，对海参崴、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耿耿于怀，很多大学生还参加过1946年的反苏示威。
1946年初，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的专员张莘夫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杀害，加上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公诸于世，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出于信息饥渴，一些高级知识份子甚至也会传播低级政治谣言。比如顾颉刚先生就在日记里记述他听来的“消息”，说苏联要中国割让七个港口，毛泽东跟周恩来不肯卖国，都被扣成人质了。
更多的中国人则纯粹感到莫名其妙：为何突然就冒出一个叫苏联的国家，又先进又强大，对我们又好？以前怎么没什么存在感？
相比之下，“美国富强发达，常常援助中国”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因此，中共干部在宣传“一边倒”政策的同时，还肩负着宣讲“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是纸老虎”的任务，同时颠覆了两个大众常识，经常招来群众有意无意的刁难。
工人阶级中，不少人用过欧美机械，多不相信苏联工业发达：苏联那么先进，为什么他们的机器都粗糙不堪。对这类问题，干部通常也准备不足，只好说苏联产品虽然粗糙但经久耐用。
很多市民则认定，苏联重工业还行，轻工业纯属吹牛，不然为什么“苏联花布又不牢，又退色”？而美国制造显然经过质量认证，“干部用药，也是先找美国货”。
上海人尤其傲慢：“苏联没有好的钢笔，要我们关勒铭钢笔运去”；“苏联手表像钟一样粗大”；“苏联连棉毛衫也没有，要中国运去”。
1936年制关勒铭钢笔，是上海轻工业的一个骄傲。
干部跟上海学生作正面宣传，讲到“苏联同志热烈鼓掌，鼓到手表也停了”，他们却别样解读：“苏联手表这样差？连鼓掌也会停的？”
即使是淳朴的农民，对老大哥也不免说三道四：“苏联既然有米丘林和李森科农业发明，为什么还要把中国的水果运去？”
一味宣扬苏联的好，也伤到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他们辩证地反问：“苏联一点坏的没有吗？中国一点好的没有吗？”
不少群众甚至对“老大哥”这个称谓都颇有微词：“我们人多物产多，凭什么叫他老大哥？”遇到苏联儿童来华访问，还有人借机挖苦宣传干部：“你可以上去喊他老大哥了！”
复旦大学学生对公共场所的斯大林像也表示不满：“蒋介石亲美还没挂杜鲁门像，共产党亲苏连斯大林像都挂出来了！”
1949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
就连干部教唱的苏联歌曲，都因为“我们没有见识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歌词，而惹得一些学生勃然大怒，质问他们对中国空气有什么意见：“难道我们不可以自由呼吸吗？”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面对跟不上时代的中国人，中共政府并未气馁。
1949年7月，中共宣告“一边倒”政策后不久，便开始筹备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参加协会发起人大会的689位发起人中，以刘少奇、周恩来和宋庆龄领衔，可见对这个“民间组织”的重视程度。
当年10月5日，中共政权宣告成立仅仅四天后，中央政府各部门都还未设置齐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便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担任总会长。
此后的中苏友好工作，主要由这个协会主持开展。
1950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宋庆龄、罗申、刘少奇、李济深出席。
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中苏友好协会对其会员身份要求不高，凡是有意促进中苏友谊、学习苏联者，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职业，都可以成为会员。因此，它的规模增长十分迅速，仅用三年时间，会员数量就达到了3890万，超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妇联，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
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证。
在苏联经验的帮衬下，友好协会的宣传手段比其他部门、团体更加丰富多彩，调性也往往更高。它发行的中文版《苏联画报》，在莫斯科印刷出版再运到中国，以大量图画的形式介绍苏联，在当时很受欢迎。
中文版《苏联画报》。
其中，友好协会投入最大的，是放映苏联电影。他们成立三年，就拥有了200多个电影放映队、2500多个幻灯队，经常深入偏僻的乡村去播放电影。
这些集中于革命、反法西斯战争、反特、反帝题材的苏联电影，对缺乏文化娱乐的中国乡民仍然称得上视听享受，常有农民不辞辛苦、不烦路远，提前三、四天从家里出发，赶到放映地点观看这些苏联影片。
如果兼具知识文化素养与学习苏联的热情，友好协会的会员还有可能被选中参加访苏代表团，为国内同胞带回亲身苏联见闻。
他们记述的一些奇景，恐怕只能在当时的苏联得见，如作家陈学昭参加中国妇女代表访问团，在苏联养鸡场见到：“产蛋室如果正好挤满了，那么要生蛋的鸡就会在产房门口等待着，他们绝不随地乱生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鸡也被训练得这样聪明守秩序。”
经过数年宣传教育，中国人民对苏联的认识被普遍提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口号更是广为人知，哪怕是没念过书的农民，也晓得向干部打听：（苏联集体农庄）“有哪些财产被集体化？”“怎样集体化？”“庄员的房子是否归自己？”“庄员自己的小块私有土地从哪里来，是不是有时间耕种？”
检验中苏友谊建设成果的机会很快到来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除了天津有一小撮人专门在那一天跑去饭馆大吃大喝外，全国各地都传来了人民悲痛欲绝的报告。有人哭晕过去，或悲伤到无法进食、入眠，或悲伤到影响工作。
1953年3月9日，北京各界6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
上海更有一位小朋友表示，希望减少自己的寿命，来延续斯大林同志的寿命。
三天不学习，跟不上中苏关系
刚刚被“爱”上苏联的中国人民很难预料到，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中苏关系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
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突然发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以及对他的迷信。毛泽东评价此举是“揭了盖子，捅了篓子”，对赫鲁晓夫没有通知兄弟党就改弦更张不满。
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开始讲述《论十大关系》，略微修正学习苏联的态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斯大林，他的评判也与苏联不同：“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到1958年，中国展开“大跃进”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苏联经验反而显得保守落后了。这让友好协会的干部非常棘手，若不宣传苏联，自己就毫无存在感；若多宣传苏联，又显得轻视中国“大跃进”成就，可能犯政治错误。
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可不搞，但又不可多搞”，虽是宣传苏联，展示中国建设成果的内容也得过半。原来从苏联送来的那些图片、电影，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中国人民的世界审美从此走上土味之路。
然而，在中苏关系转冷的时期，普通民众毫无知觉，反而以为他们的老大哥变得更可爱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中国诸多援助项目都落到了实处。尤其在他第一次访华后，不仅给予中国5亿2千万卢布长期贷款，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还从旅顺军港撤军，将原中苏合营的石油和航空公司股份交还中国，令中国群众大为感动，纷纷传说看到了真正的友谊。
旅顺市文化馆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
“大跃进”开始后，苏联在政治问题上不再靠得住，中苏友好宣传也转向以无关政治的科学技术为重点。中国市民借此了解到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等苏联确实做到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反倒比以往的口号宣讲更能增强他们对苏联的好感。
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本是毛泽东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向苏联大使尤金大发雷霆的一个结果，不明就里的民众却欢呼雀跃，以为苏联终于摆脱大国主义的傲慢，平等地尊重中国。
直到两三年以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失策。
不过，大众的政治迟钝对他们并无多少害处，反倒是小部分精英太过敏锐，反而惹祸上身。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一些知识份子以为中苏关系已经改变，可以放肆批评。
一时之间，领土问题、苏军曾经的恶行都被他们旧事重提，1952年院系调整也被某些高校教师批为“盲目照搬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更是再次怀念帝国主义：“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不如美国慷慨大方。”
反右派斗争接踵而至，这些言论都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现行证据。
其中，一位北京的工程师大鸣大放时表示“其实苏联专家不一定都是好人”，被打为右派，逐出北京到东北工作。1965年，经过思想改造，他痛改前非地承认“其实苏联专家中也有不少好人”，终于被打为“反革命”下放青海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