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对匈作战的意义是保家卫国,而实在与穷兵黩武扯不上关系。(手绘插画:Winnie Wang/看中国)
关于汉武大功是否是穷兵黩武,在上篇,我们谈到了北征匈奴,在中篇我们谈过了西征大宛,这一篇会谈到汉武帝晚年的战争失利,以及那份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武帝前期举兵抗匈收效甚伟,特别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决战,匈奴单于远遁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此一战,汉朝虽未达使匈奴臣服不再作乱之先期目的,但匈奴一方,也无复秦末以来对汉作战的强势与主动,而转为弱势与被动,并且,其对西域广大地区的控制力也日渐消退。于是汉匈之间终于有了数年的平静。
但武帝晚期的对匈战事,则屡屡不利。
汉武帝晚期的对匈作战
其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绝迹七年的匈奴铁骑再次南下,入五原,杀太守。汉朝于次年分武威、酒泉之地,而增设张掖,敦煌,是为河西四郡,元封三年(公元108),又在酒泉至玉门列亭设障,诸项举措皆在防备匈奴。而汉匈之间兵矢相交则有四次。
第一次是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起因是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汉,汉武帝命筑受降城,为保护降众安全,又命浞野侯赵破奴出朔方二千余里迎降。但被匈奴单于发觉,于是匈奴诛杀左大都尉,并截击汉军,攻受降城。此一战,赵破奴兵败被俘。
第二次是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起因是苏武出使匈奴,正赶上匈奴内部发生谋反,加之有降匈奴的汉朝人欲劫单于母归汉,其中一个叫张胜的副使也被卷入其中,于是汉匈再次成为敌对状态,苏武被扣留。汉朝于次年发兵与匈奴右贤王再战于天山,此一战,汉军失利,李陵降匈奴。
最后两次分别是在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起因都是匈奴兵南下来犯,杀略汉朝吏民。李广利两次出师皆不利,最后一次败降匈奴。但匈奴损伤也很重大,以至不能再南下一步,只得退回塞外。
以上是汉武帝晚期对匈作战之大概。这一阶段汉军失利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汉朝马匹数量已大减,不能再组建强大骑兵。其二,汉朝为孤立匈奴与西域联络,所以战线向西延伸比之前更为漫长,以至兵力分散。其三,此时抗匈名将卫青,霍去病都已去世多年。其余诸将李广利,赵破奴,公孙贺,李陵等都不及卫、霍。
所以列出这些原因,固然是想说明战事不利有其客观原因,不能一味因汉军失利而横加指责,亦不能因汉军失利而得出这场战争是穷兵黩武的结论,更何况,每次战事再起,都与匈奴来犯有关,所以战争首先的意义是保家卫国,而实在与穷兵黩武扯不上关系。
但是,更需要说明的是,战事是否失利,并不是重点,因为胜负本身并不能单一作为一场战争应打与不应打的评判标准。
再者,我们说这一阶段汉军“失利”只是相较武帝前期对匈作战的“胜利”而言,事实上,汉军虽然失利,却也尽了全力,抵挡住了匈奴人的进犯,没有这些努力,就不可能有汉宣帝时,匈奴人的彻底臣服。此外,说到这里,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个“臣服”并无凌霸的含义在其中,这一点已在《汉武大功是穷兵黩武吗》(上篇)谈到。事实上,接受文明教化,这不只会使汉朝边患得到解决,对匈奴人亦是有益无害,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文明的教化是远比汉地缯帛财货要珍贵得多。
如何看待轮台罪己诏?
征和三年,李广利兵败,征和四年,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对于李广利征匈奴等事,颇有悔意,史称轮台罪己诏。因此,这也成为所谓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另一佐证。事实上,这道诏书,并非汉武帝后悔征匈奴,而是后悔用李广利征匈奴。或者后悔在那个时候征匈奴。此间区别是战争与战术的区别。
举个例子,就好像抗日战争中,国军会有指挥不利之处,会有用人不当之处,会有审时度势不当之处,这些都是当悔之处,但这并不代表抗战本身是错的。这一点一定要分清。同理,汉武帝之悔,是一种战术之悔,非是抗匈有悔。
亦有人说汉武帝的诏书中将国策重点转为富民。的确如此,但我们如果把这个国策转变视为对之前的抗匈政策的否定,则未免过于草率。事实上,此国策重心之转变正是为日后继续抗匈而蓄积力量,为将来彻底解决匈奴做准备。此外,这道诏书中还需注意的是,汉武帝虽将国策重心转向与民休息,但,“马”却还是要养的,马政意味着什么,就是国防,可以说,在抗匈问题上,包括联络西域,断匈奴右臂之政策,后世的昭帝,宣帝之世都以之为国之大策,从而不遗余力执行之,直至匈奴最终归降,并无改弦更张之迹。北征匈奴,西通西域,如此大策,唯一以贯之,又何悔之有。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人无完人,帝王亦不例外,那么帝王有了错误,于是下诏罪己,这是一种气度。历史上第一道罪己诏正始于汉武帝,从此垂范后世。对于历史上的帝王罪己,你固然可以今天下滑后的道德标准去做恶意之揣测,但此种揣测,也正堕中共之计。
一招破解中共画皮术
以上,则是借北征匈奴,西征大宛两件事,浅述汉武大功之意义深远,绝不能草率划为穷兵黩武之类。此外,如上篇所提到的,写此文的原因之一是中共搬来历史上的强盛时代为其霸权乱政作注脚,也真的使一些人,包括反共人士陷入其中,从而站在中共话语系统里去认识历史。事实上,对于中共的画皮术我们只要把握住根本便一目了然:中国历史上的开疆拓土,远播教化,不论其当时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站在更远的历史中会看到其所展现出的最终意义只能是确立并远播敬天礼神,尊道重德的文明教化,而中共所要做的则是教天下人反道德,反人性,反天反地反神明,这是根本根本的区别。并且,一旦中共党文化行之天下,其恶果无需站在更远的历史中去检验,只在当下,仅仅百年间,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是如何裹胁着全社会以狂奔的速度直线向地狱堕落。
大功非武义,文明照千秋
汉武帝一生开疆拓土,但正如(上)篇所说,汉武大功,并不止于武。文明才是汉武大功最终归旨。
其实,何止于此。纵观五千年,早在上古,从五帝至三代,虽然制度与秦汉不同,但天下共主就已被赋予一种教化天下的天职责任。如大禹治水划九州定五服,使五服之外皆与闻天子声教,这才算大功告成。汉朝时,虽然制度有变,形式有变,但对于天子之职的理解,内涵无差。在以后的历代也是如此。也许那个天子不够圣明,也许那个朝代不够强大,但教化天下,的确始终是作为一个天子应有的理想,一个中土上邦应有的责任感而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形成,不是臆想出来的。它能够传承下来,不至在中途就被泯灭掉,是必然有其历史的安排在背后的。既然是历史的安排,就必然涉及于现在。既然涉及于现在,就必然是超越了一时之制度,更非一世之武功所能涵盖,它必然是高尚的,伟大的,超越的,终将以文明为归旨的。
所以,今天,五千年中华文明虽然为中共破坏殆尽,但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方却被继承与发扬。如日本还相当程度的保留了中国唐代文化,韩国受中国明朝文化影响更多,德国迪特福特小镇上的人,一百多年来自称中国人……,而更令举世瞩目的是当今世界第一秀的神韵艺术团,将中国五千年神传文化至善至美的展现出来,令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人们叹为观止。这不正是五千年神传文明的教化在远播四方吗,只不过今天是以更加不同的一种方式在实现。
所以,从此角度我们再回看历史,应该悟到那些历史的安排不管当时的时代意义如何,而在更久远的时空中看,是为了文化的铺垫。有了历史的过往,才有今天的主题。还应认识到,历史大戏的铺陈,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看问题如果只陷于表现,就会坠入迷宫,兜兜转转,而真正的睿智是超越那些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来的表面差异,去探求背后的实质,你将悟到天意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