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倒闭潮之下，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共党报收入反而增长，对应的是媒体言论收缩。（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2月16日讯】（看中国记者林中宇综合报导）网络冲击传统媒体收入已是全球现象，但在中国大陆，停刊或衰落的只是市场化媒体，作为党喉舌的中共党报近年来收入反而成长了。研究指出，随着市场化媒体收入大减，显示媒体言论收缩。
2019年元旦前后，《北京晨报》、《法制晚报》、《黑龙江晨报》、《新晨报》、《黄山日报．黄山晨刊》、《赣州晚报》、《安阳晚报》、《郴州新报》、《华商晨报》、《京郊日报》、《亳州新报》等十多家大陆媒体纷纷停刊。
陆媒停刊潮去年已经开始，去年初先后有《渤海早报》、《台州商报》、《湘潭晚报》等十多家报纸休刊；下半年又有《新疆都市报》、《淮南晚报》、《西部商报》、《羊城地铁报》等二十多家报纸相继停刊。
外界一般认为，大陆市场化媒体的停刊同网络媒体兴起抢了纸媒市场有关。
曾任南方周末记者、现为传播研究者的方可成11日在网络发表专文指，互联网“杀死”传统媒体，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更使得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和广告额都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报纸的广告收入从2012年的410亿元急剧缩水至2016年的102亿元，短短四年间跌去了大约四分之三。
但文章引用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王海燕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史巴克斯（Colin Sparks）的研究论文分析认为，传统媒体在中国的衰落，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大批衰败甚至停刊的都是市场化媒体，而党报非但没有停刊，反而普遍出现了收入增长的情况。
两名教授的研究是基于对6家省级报业集团的104位高管和记者的深度访谈而完成的。
研究表示，在中国，传统媒体大多以报业集团的形式出现，通常是围绕一份党报发展起来，同时拥有至少一家市场化媒体。
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围绕党报《南方日报》发展起来的，旗下拥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全国知名的市场化媒体。
虽然党报或市场化报纸都是国有媒体，但是市场化媒体一般拥有更大的报导空间，是出品调查报导的主力军，而党报则更多充当喉舌作用。
研究指出，尽管市场化媒体不是完全独立自主，但曾有的商业成功，是它们抵抗政治压力的重要本钱。
研究还特别指出，2012年成为这个现象的分水岭，这一年开始，市场化媒体广告收入急跌。
从1990年代到2010年左右，有影响力的市场化媒体可以获得丰厚的广告收入，编辑记者的薪酬水平也较高。
一个大陆省份的报业集团主编回忆说：1997年，报业集团的一份都市报（市场化报纸）创刊，只花了一两年就实现了盈利，广告像流水一样涌入，每年的广告额高达三亿、四亿、五亿、六亿……而同一家集团的党报，同期收入只有两三千万，二者存在天壤之别。
这一切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家市场化报纸的资深编辑回忆说，10几年前，当他们的报纸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时候，政府官员都是以商量的语气和他们说话：“能不能暂停一下这组批评报导，明年再做？”而现在，指令则是命令式的：“不准做！如果做了，就处罚！没有商量余地。”
研究认为，市场并没有成为中国新闻业和政府力量对立的砝码，反而促进了媒体管制的加强。因为，一些报纸为了新辟财源，转向提供市民服务，而这些服务大多是和政府机构合作的，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导致批判性色彩越来越淡。
中共党报为何在网络冲击下收入不减反增？
这份研究指出，这是因为党报拥有了多种新的收入来源，包括：各地政府为党报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补贴，特别是发展新媒体项目来攻占网络舆论；地方政府也在党报上投放了不少推广政绩的形象广告；地方官员通过增订党报的形式，展现自己的政治意识等。
研究指出官方经费起了大作用。比如广州日报在2016年一年就获得了人民币3.5亿元补贴。而在反腐高压的政策下，地方官员不敢把钱直接放进自己的口袋，更愿意花在党报广告上可以有利于自己的仕途。
目前，方可成的这篇文章在大陆网络上已经被删除。
《大纪元》有报导认为，由于在中国大陆的舆论环境下，这篇文章侧重强调了市场化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停刊，也与中共当局近年不断打压新闻自由，收紧媒体空间，使报纸缺乏独到分析和独家消息有关。
报导援引旅美政论家胡平表示，其实这些报纸本来都是官方媒体，写的东西都和中共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当中共中央进一步收缩言论管控时，他们能够说话的空间就大大缩小。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则认为，媒体倒闭潮有多种因素，但其中舆论控制现在非常厉害，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媒体，尤其是自由派的媒体。现在中共的理论宣传、舆论政策“左转”得非常厉害，导致中共党内偏向自由派的一批人空间越来越小，及至被完全封死。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前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绍政说，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都姓“党”，只是部分媒体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已，这类报纸停刊后，中共就可以把战线收缩，媒体都发出同一个声音，“整个国家思想就统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