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孟缉将军（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某日午间，总统（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召见，垂询军官训练团的教育情形以后，留我午餐，问到台湾的治安状况，我在奉答中，偶而提到二二八事件，当时，总统指示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极具价值，你应该把这些事实写下来，留作他日的参考。”就事件的表面现象看，它好像是台湾同胞对政府施政的失望，不满于接收官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恰如今天亚、非各新兴国家以及中南美诸国发生变乱的情形一样，幕后都是共产党的煽动和操纵。
自序
四十二年三月，我任职台北卫戍司令兼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另兼任圆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因为职务上的关系，时常奉到总统的召见，某日午间，总统在阳明山官邸召见，垂询军官训练团的教育情形以后，留我午餐，问到台湾的治安状况，我在奉答中，偶而提到二二八事件，当时，总统指示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极具价值，你应该把这些事实写下来，留作他日的参考。”奉命以后，我翻阅了当年的日记，并从高雄调阅部分档案，平实地写下这本回忆录。
本来，这次事件发生在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不过年余的时间，它不仅给国家留下痛苦的创痕，也给民族史册上沾染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事情过去了，我们是不愿再提它的。不幸，事件以后，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大陆河山整个陷入了共匪魔掌，台湾变成国脉民命所系的一块土地，它肩负着中兴复国的重责大任。在台湾站在这种重要地位的今天，写作这一本回忆录，应不会是全无意义的。
就事件的表面现象看，它好像是台湾同胞对政府施政的失望，不满于接收官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恰如今天亚非各新兴国家以及中南美诸国发生变乱的情形一样，幕后都是共产匪党的煽动和操纵。
当时在台中领导暴动的首领谢匪雪红，今天还在伪都北平担任伪台湾解放同盟的首领，在光复前，他就是日本共党的中央委员，台共的负责人，光复以后任省妇女会理事的。
二二八事件实际上就是共匪全面叛乱的一部分，而真正受共匪煽动指使的，只是日本统治时代的御用绅士及依靠日人生存的爪牙；流落放逐省外的台籍歹徒；被日军征赴南洋及海南岛服役的退伍军人，以及光复初期政府赦释的原为地痞流氓之人犯，绝大多数的本省同胞，都是守法善良而酷爱祖国的。即如我在南部的平乱，实际得力于当地居民的协助很大，事变以后的地区绥靖，更得力于本省同胞的合作。
今天，台湾治安良好，大陆整个沦陷，而台湾竟未丝毫受到感染，不能说不与当年二二八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二二八事件给我们一个清除潜匪的大好机会，也提高了我们对共匪阴谋颠覆台湾的警觉；又因为二二八事件对台湾地方上的少数坏人，给予一个严重的打击，使绝大多数的善良同胞，增加了对政府的信赖，特别可贵的，是同胞爱情感的增进，这些都是今日台湾能够担当起复兴基地的基础条件，所以在今天，甚而在将来，这件事倒也有些回忆价值的。
再就我个人来说，一生献身革命，与共匪搏斗几十年，这一次竟是最为痛苦的一次经历，共匪的残忍凶暴，竟利用台湾惨遭第二次大战盟军剧烈破坏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苦境，对遭受日本压迫五十多年回到祖国怀抱才一年多的同胞煽动暴乱，发生流血事件，使亲者痛仇者快。
事变最初，我约束所部不准离开营房，与民间隔离；另收容救助被难的外省同胞，以后奉到南部防卫司令的任命，暴徒于占领整个市区殴杀外省人士之余，竟又胁迫我缴械投降，为保全军人人格，和贯彻防卫职责，我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决心平乱。
高雄市区乱平后我向陈长官报告，竟接到“循政治方式解决，否则应负肇事责任”的指责覆电；一天以后又接到陈长官“平乱有功处置允当犒赏奖勉”的嘉勉电报。短短三天之中忽而狂风暴雨，忽而万里晴空，这一急剧的变化，是我一身中最深刻最难忘的经验，生死荣辱竟在此转瞬之间，惊险与痛苦，确是我记忆中最不易忘记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假使我没有决心、毅力和革命的牺牲精神，而不能当机立断，阻遏乱源，其结果不只是我个人的成败，整个局势恐怕也将不堪想像。因此，我愿意写下这段经过来纪念我自己，并供将来史家的若干参考。
我半生戎马，文笔笨拙，以求学作笔记的方式，平平实实的记下这段事实，写成这本回忆录，在文字和结构上，一定是可笑的，但在内容上，我曾照吴稚晖老先生序党史稿中所说的——不讳、不饰、不诬枉原则，尽量的求真求实，当然疏漏之处，还是在所不免。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四月
于台北市
就任高雄要塞司令
日本投降时的高雄要塞司令，是由其第一百旅团旅团长兼任，此人因在战时曾杀害盟军方面的空军俘虏，致被列入战犯名单；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即在前金官舍中举枪自杀。我到高雄时，这已经是人们口中的往事了。日本最后一任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在台湾签降后，被视为战犯准备押解往上海之日，也是服毒自杀的。
就任之初，我就感到高雄要塞僻处寿山一隅，环境太悬绝。万一对外交通断绝，粮食饮水的供应，马上就要发生恐慌。军事应常作不利于我的打算。所以经常指示部队，应该注意储粮、储水、储弹，也幸而这个工作做得很彻底，后来二二八事件时，卒能孤军固守。进而削平南部的叛乱行动。
高雄要塞，在太平洋战争中，曾遭受盟机猛烈的轰炸；然而事后查察其实际的损害，据陆军的记载，伤亡总计才不过十多个官兵，炮位附近虽然打得弹痕累累，却并无一门火炮被毁。这种事实使我益信现代战争，仍然要靠地面部队去摘取胜利的果实，占领一个地区，如果没有步兵去作最后的争夺，总是不能达成任务的。
这年十二月间，陆军整编第七十师（第七十军于六月下旬改编为整编第七十师）也调到徐州。驻防台湾的部队，只有新近开到的陆军第二十一师的一个独立团何军章部，散布全省守卫仓库，其团部驻在凤山。
在这个部署调整之前，国防部曾就台湾防务情形电询长官公署对整编第七十师调防的意见，长官公署认为地方清平，治安无虑，不需要驻屯庞大的兵力，所以答复可以调往，于是，台湾的驻军被调走一空。
这时，在战争中被日本征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地服兵役的台湾青年，已有五万多人先后遣送回来；火烧岛（编按：今绿岛）上拘留的一万多人，也开释回台。他们的归还，曾引起社会上一阵骚动；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救济；他们感觉锐敏，容易冲动。可惜政府当时没有立即予以适当的辅导安置，是很遗憾的事：这群曾受日本奴化教育，认识不清，涉世不深，轻率躁忽的青年人，就难免有部分越轨违法的情事发生。不过这种人究属少数，像我最初的汽车司机林进成，就是被征为空军开赴新加坡作战，新近才遣送回台的。他头脑清楚，意志坚定，国家观念很深。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始终拥护政府，忠勤服务。像这样识得大体的人，在台胞中到底仍占多数。
国际共产匪谍，在台湾光复后即积极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并组织所谓“人民协会”“政治建设协会”等等团体，这批受过日本军事训练的青年遣回后，立即成为匪谍争取的对象，千方百计的诱惑煽动，企图利用他们来制造纠纷，导致叛乱，作为其颠覆政府的工具，遗憾的是，匪谍的这些阴谋活动，却并未引起长官公署和警备总部的注意。
记得就在这段时间，若干台湾地方人士，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观念上受到影响作用，他们公开表示意见，抨击政府措施的不当，攻讦若干官员的行为。陈长官也曾在一次集会中有所答复，表示“众好焉，必察之；众恶焉，必察之”的决心。可是实际上，他对于这些，似乎并不十分放在心上，更没有作进一步深刻的分析。
在民国三十五年这一年中，大陆的形势，在马歇尔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中，由于共匪的居心叛乱，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所以始终没有结果，政府的容忍让步，反而酿成此后匪共全面叛乱的有利局势。马歇尔因为调处无功，遂于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飞返美国。于是奸匪开始在全国各地全面发动军事蠢动与政治渗透。台湾虽然还没有奸匪的武装力量，但其政治的渗透，却是无孔不入，早已利用各种手段与方式，展开了地下活动。
种种迹象，使我预感到本省内部，表面虽然平静，实含有莫大的潜在危机，回到高雄任所以后，我曾经命令我的部下，要提高警觉加强军纪督导，又曾在西子湾海关张税务司住宅，邀集各事业机关的首长举行座谈，促请他们注意本单位内部的安全和一旦有事时与要塞的连系方法，以有备无患的见地，暗中从事应变准备。这并不是我早有先见之明，实际上当时很多人都有这种预感，只是大多不在其位，无能为力而已。
（本文为节选，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