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起：杨尚昆、费德林、布尔加宁、毛泽东、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宋庆龄。（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蒋介石鉴于当时的政洽环境关系，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越趋紧密，使他不得不决心先行反共，然后再对付左派。第三国际得悉郑州会议的情形后，又发给中共一封电报：仍主张与国民党左派合作。
自北伐主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俄顾问鲍罗廷，偕同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要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由广州起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国民党中央及国府代表名义筹备迁都事宜。并于十三日成立“国民党中委及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办理建都工作，广州国府于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止办公，由谭延闿代主席及张静江率领国府职员于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布迁都武汉，正式开始办公。但蒋总司令觉得，当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在鲍罗庭策动之下，已有迎汪压蒋之势，乃于一月三日电武汉中央要员，主张国府暂设南昌，以便于领导军事工作，及将来建都南京。并于一月十日亲至武汉，企图说服各要员移驻南昌，但当时各人民团体，已提出迎汪复职的口号。所以他此行未有获得任何效果，遂于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迁都之争演变而为党权、军权之争。
蒋总司令鉴于当时的政洽环境关系，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越趋紧密，形势对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决心先行反共，然后再对付左派。于是由三月十一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卅一日枪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党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党部及总工会；福州、安庆等地亦先后发生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开摧毁共党行动，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清共运动，并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一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一、七两军所有中共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均被清除。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亦于三月问率其助手离开总司令部赴武汉，转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最先占领南京的二、六两军于四月初被七军及一军之一部分压迫退出南京，蒋总司令便于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驻南京，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于是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分裂形势。
蒋介石与汪精卫（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汪精卫于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合作，声明中有“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团结合作的苦心，于此可见。
四月十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当“四･一二”上海事变消息传到武汉后，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多表愤慨！汪精卫便即提出“讨伐蒋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的口号。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并罢免其总司令职，于是宁汉分裂已趋表面化。
广东中共早有伺机夺取广东政权的企图，至国民党蒋介石右派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便加速了我们的行动准备。
当时留守在广州附近地区的国军右派部队，计有：李济琛第四军的十一师及十六军范石山两个师和河南区李福林第五军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关北江办事处突接到广东省农军指挥部的密令，大意是：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已公开反共，屠杀我们革命同志；广州的李济琛是蒋的心腹，必执行蒋的反共路线，因此我们以夺取广东省政权为目的，作战部署如下：
一、以驻韶关的陈嘉佑师为主力，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进攻广州。
二、各路农军的指挥如下：东路指挥彭湃、南路指挥黄学增、西路指挥周其鉴、北路指挥龚楚、广州市工人武装及中区各县由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三、各县农军，必须于廿日接近广州郊区待命。
四、各路军立即派员来省农会连络。
该密令署名是广东省农军总指挥罗绮园。
我接到这一命令后，立即由北江办事处通知各县农军紧急动员，限于十九日到达粤汉路沿线集结。并于十五日九时赴教导师请示陈嘉佑师长。他对我很干脆的说：“我早就知道必有这样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来，我驻清远琶江墟的一个团，今晨已开始向银盏坳、军田（距广州五十华里）推进，另两个团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广州约九十华里），并准备继续推进。你们农军须于十九日到达新墟附近（距广州三十华里）。关于运输问题，我于十九日早准备火车两列供你们使用，请即派员来师部参谋处连络。”
我告诉他：“我们已通知各县农军依期集结，但我须立即返乐昌集中农军，准于十八日，回到韶关。”
谈话后，我即离开师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农军集中，十六日返乐昌。
当我正在调集农军时，十七日黄昏，又接到罗绮园的急电，要我星夜赶往韶关商讨北上事宜。这时，韶关边界的八卫排，有豪绅武装四百多人，占据在回头岭上，深沟高垒，防备农军进攻；并设卡在武江边检查来往船只，勒收行水。农军同志关心我的安全，他们都劝我从陆地绕道前往韶关。但为时间紧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时期，遂决定利用夜间乘小舟冒险偷过回头岭敌方哨位赴韶关，随行仅带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只八小时便到达了曲江；在北江办事处和罗绮园晤面时，他立即告诉我：广东的李济琛于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动员广州全部军警分别围攻所有与我们有关系的省党部、省农会、工会及一切革命机关团体，被捕被杀的革命同志和进步分子不知其数！陈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农会负责同志因多在郊区动员农军，或可幸免于难，当时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镇）粤汉路工人纠察队里，幸得粤汉铁路局闻变即通知我们，于是立即率部退至军田与教导师部队汇合，并即与陈师长联络；局长主张我们立即回韶关共商今后行劲。我和陈嘉佑师长会商后，决定北上武汉，与国民党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们党中央现亦在武汉，陈嘉佑师长要请你来共同商讨北上计划。
我听完了他的说话，立即和他到师部与陈师长商议有关北上的问题。
陈嘉佑师长对北上问题，提出了决定性的意见。北江农军编为一个联队，由我任联队指挥，谭军略为副指挥，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仍由罗绮园直接指挥，工农军的一切给养概同教导师官兵待遇一样，龚楚同志即携带二千元随同北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生先上乐昌，准备于廿一日前完成行军准备。
我于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雇了两名农民，带着二千银元随同北江政训班学生，步行至桂头（距乐昌县城六十华里）。政训班学生在此宿营，我因见时间尚早（下午一时），乃在桂头雇一只小渔舟，化装成渔人，冒险上乐昌。经过回头岭时，因船细人少，未被检查而通过了。方自庆幸之际，不料船行至距离乐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风洲，突然从后面追来了五条大汉，人人手持驳完枪，大声吆喝停船，抓住背缆船夫，将小船拉至右岸。这时，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没有武器携带在身，无法抵抗。这五条大汉一上船，便将我们捆绑，威迫船夫将船开至江中麻风洲，准备在麻风洲上将我们劫杀。船靠了岸，我们像待死的囚犯，静候死神的来临。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来了救星。一队武装农民巡逻队沿河岸迎面而来，他们都认识我，见我被匪徒劫持，即向匪徒开火，匪徒见情势不佳，丢下我们仓皇而逃。
原来在这期间各地巳进入紧急状态，乐昌农民已经动员起来，分别组成了武装巡逻队，巡守各交通要道，防范反动地主的进攻，是以我们得到他们的营救。
赶至乐昌县城，我们仍通宵达旦的进行各种有关农军北上的工作。
四月廿一日，曲江、乐昌、仁化、清远四县农军，全部集中在乐昌。
我向全体农军阐述了当前广东的形势：“国民党左右两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汉，广东的李济琛走向右派，在广州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行动。目前，教导师即要北上武汉集中，我们为了保存广东工农武装实力起见，所以也决定追随教导师陈师长及我们的总指挥罗绮园同志北上武汉，我们这次退出广东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但各位如有因家庭关系或有其他各种困难不能跟随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们可以在此作出决定，向你们的队长报告，各县队长请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名册送到指挥部。”
我说完这番话之后，各县农军队长就立即分头办理参加北上的登记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农民不能参加北上，志愿参加北上的计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们将这一千一百多人编成了三个大队，枪枝子弹都很齐备，士气也很旺盛，整装待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罗绮园同志率领着农军、农军干训所第二期学生，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北江政训班学员等，共一千六百多人，于拂晓时踏上征途。那一天，细雨霏霏，天气阴暗，更增加了官兵们的离情别绪。行军中，我们静寂的前进。是晚队伍宿营于九峯桥（乐昌县北），又有仁化县的农军三十余人赶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翌日，越过天险的蔚岭关，不久便进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后二时即抵达郴州，是日天朗气清，官兵精神稍佳。当我们抵达郴州时，郴州的工农群众数万人早已集合在一个广濶的会场，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慰问，顿使全体官兵们精神振奋！
群众大会结束后，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同志向我们报导有关当地的情况，他说：“长沙驻军何健部团长许克祥，于廿一日发动反共政变，将长沙所有与我党有关之机关及工农团体围攻，杀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甚多（中共后称为马日事变）。现正向长沙外围各县展开行动。”接着他向我们建议：“为了慎重起见，你们最好俟教导师到达后，再行计划北上。”
我们闻讯之下，不胜愤慨。但又有点高兴，因为国民党这个大集团内部，已经划清界线，分清左右，敌我分明，各站一方，今后我们和国民党左派合作，使这一民族统一战线，更能团结一致，完成北伐革命事业。
当天晚上，陈嘉佑师长已抵达郴州，翌日在郴州休息了一天，他决定将师部及该师主力进驻衡阳，一部留驻郴州，工农军进驻耒阳整训。
我们到耒阳后，便将队伍从新整编，把农军干训所第二期学生及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均编入农军联队之内，政训班学员除大部分由教导师调去参加该师政治工作外，其余三十多人即分配到农军中各大、中队担任政治工作。从此，农军的管理与训练都较为便利。同时并与耒阳的中共及群众组织建立了密切关系。
那时，耒阳的工农，正在积极的加紧建立武装，准备对抗许克祥及地土豪绅的进攻，但枪械甚少，到处都见有梭镖队、大刀队。
他们见到我们农军的装备整齐，又欢喜又羡慕，异常欢迎。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奉师部之命，移驻永兴县城。师部亦于此时奉武汉方面之训令：将教导师改编为第十三军，农军亦改编为十三军补充团，以龚楚为团长，李资为副团长，并发给军服每人一套。官兵一闻此讯，登时议论纷纭。当时乐昌籍农军一部（约四十人）提出反对，要求回乡，经我几番劝导，均难阻止去志！遂由大队长薛仰圣率领回乡。
但是彼去此来，在这期间又陆续有乐昌、仁化的工农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绅的摧残和压迫，赶来归队，据他们报导家乡的情况，大略如下：
一、乐昌县长刘应福于农军北上后，即滥捕了三十余人，三天内枪决了商会主席周X、理发工会主席郭X、附城乡农会主席谢X、坪石镇李家泉等四人。现仍向各乡搜捕农会分子，我的家里也被搜查，所有值钱的东西及书籍全被没收，但没有捕人。
二、仁化县自农军撤退后，情形更加悲惨。地主豪绅向农会进攻，经过两次混战后，大部分工农积极份子在蔡正文同志领导下，退入石塘水寨据守，反动武装，屡攻不下，第四天由韶关调来了范石山部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围攻水寨。当他们来时仍在战斗中。后来该水寨经过三个月的苦战，卒因粮食断绝，才被攻陷，工农群众死伤百余人，被俘妇孺百余人，有武装的即突围逃上大山（雉鸡山）继续打游击战。
我们听到家乡这些不幸消息，均异常悲愤。但对那些平日有思家观念和意志动摇的农军同志却坚定下来了，他们打消了要求回乡的意念。我则因老母无恙而稍堪告慰。
时间大约是五月十日，我们奉命经长沙抵达武汉，驻于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园内。
“春草堂”花园，面积很大，占地约有五十亩以上，园门“春草堂”三个大字，系出诸康有为手笔，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花木繁盛，并有几座平房，足敷一团人之营地，居住环境好极了，但缺乏操场，训练部队须在园外公路上，斯时正值春雨连绵，路上泥泞难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们的番号虽然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十三军补充团，但党（中共）和政府（国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广东工农军，所以特别关怀，发给了我们慰劳金一万元（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中央纸币）及每人内衣两套，顿使全团官兵皆大欢喜！
当时中央纸币的价值是与银洋（大洋）平兑的，但那时因武汉中央纸币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响，且因军费浩繁，而税收又短绌，币值影响了社会的物价。武汉工人因此纷纷提出要求加薪及减少工作时间等问题，劳资的对立日趋严重，因此使工业生产陷于半停顿的状态中。由于币值贬值所影响，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铜币，原是每元中央纸币兑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兑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时银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财政已趋于不稳定，经济亦开始陷入混乱状态。
军事方面：当南京政府宣布成立时，国府（武汉）原拟先行东征讨蒋，稳定武汉后，才再行北伐，但此议为加伦将军反对，同时北京张作霖大军正由京汉、津浦两路南下，企图分攻武汉、南京两地，迫使武汉、南京双方不能不暂时放弃敌对行动，各自分头北伐，迎击张作霖。结果，两方面都将敌军击溃，津浦线南京北伐军北进，占据徐州，京汉线武汉北伐军与由陕西东下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张作霖部败退至黄河北岸。于是陇海全线为北伐军所控制。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方面，正当北位军在前方苦战之际，国军夏斗寅趁武汉空虚，于四月十四日发动潜袭武汉事件，接着长沙许克祥于发动“马日事变”后，深知湖南农运过火，便逮捕地主豪绅，游街示众，尽情侮辱，任意屠杀，连革命军官家属都不放过，一样照拉照杀，甚至连中共高级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杀戳。武汉工人运动亦趋激烈，工农群众这种无原则的激烈行动，已闹得如火如荼，无法收拾，致使社会秩序混乱，民心动摇，特别是对唐生智部的湖南籍军官影响至大，因为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离乡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战，而家乡的父母妻子则惨遭农民的屠杀或侮辱，试问谁无家室之想？于是军心动摇，影响士气甚大！
在这时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拥汪反共。顿使各军对中共日渐离心。造成这种严重事件，当然要中共负全部责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虽曾一再通令各省共党组织及工农会组织禁止侵害军人家属。但湖南农运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他根本就反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原驻防于湖北省宜昌，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进攻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十七日占领汀洒桥，准备向武昌纸坊进攻，卒被新成立的国军廿四师叶挺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千余人所击溃。对党中央的指责，不承认湖南农运有过火的说法。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党中央都无法纠正。继之即发生军人叛变事件。
江西的第三军朱培德，原亦不满蒋氏所为，也受各地过火的工农运动所影响，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种种压力，就呈现不稳状态，致令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亦渐动摇，以至影响全局。
我们自到武汉后，罗绮园即离开部队，自居汉口，当时我只是一个中级干部，对各方情况不明，故经常奔走于汉口、武昌纸坊（十三军军部驻地）之间，向住在汉口之彭湃、罗绮园及陈嘉佑军长等连络，以探听消息，至六月初，国共关系已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罗绮园郑重的告诉我，他说：“汪精卫已动摇了！唐生智已宣布拥汪反共，现在我们可靠的部队，只有廿四师叶挺部，十一师周士弟团，武汉警备团。张发奎或不反对我们，至于陈嘉佑，现时的态度还好，不过他的部属多是湖南人，将来恐怕不大可靠。你领导的一个团，现在是本党重要军事力量，党中央要你们集中武昌城内跑马场，随时准备应变。”
罗绮园这一席话使我十分不安，我觉得党中央过去对军队的工作忽视了，等到面临危急时，才知道重要，现在我们只有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试问将来怎样应付事变？我当日即跑去见陈嘉佑军长。他见我到来，虽脸露笑容，但眉宇间显有隐忧。他问我部队的情形，我告诉他有关部队的一般情况：官兵情绪向来很好，日常训练工作由副团长李资负责。驻地是一座大花园，环境优美，可惜无操场可用。他听罢我的报告，就对我说：“现在国共两方似不甚融洽，将来演变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你尽可放心，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我都要庇护你们，我绝不会做出对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对你倚望正殷，将来我必定设法提拔你。”跟着他又说：“昨日罗绮园同志曾来过，谈及你们的驻地不便训练的事，现已商得警卫团方面的同意，将跑马场的营地让出给你们，此地与军部较为接近，以后连络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诉参谋长，日间即有命令给你。”
我回到团部已近午夜，虽经整日奔驰，但仍无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罗绮园告诉我的一切；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又面临分裂阶段，今后的演变如何？把这团人移驻武昌城内，显然是党对我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陈嘉佑又极力想争取我，说什么要提拔我，这无非是一种拉拢手段。我是党员，要遵从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倘若跟陈嘉佑走，那岂不是跟国民党跑吗？这些问题，我怎样应付？左右思量，真的无法解答。
翌日八时起床，团部的干部都来问我，外间的消息如何？他们似极关怀时局的状况。我告诉他们：“本团即将移驻武昌城内跑马场。”他们听了大为雀跃。
大约过了一天（约为六月八日），我们即奉命移驻武昌城内。
武汉国共关系，情势日趋紧张，首先是汪精卫等因国民党左派要员北上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确定分共立场。接着传闻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卫等对中共的态度由合作而转向分裂，他则由亲武汉政府而转向亲南京政府，且已将该军内所有中共党员遣送出境。
北方的阎锡山巳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布就任国军北方总司令职。冯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联蒋反共立场？
汪精卫等国府要员由郑州返回武汉后，即公开表示和平分共政策。并经过中央政冶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庭顾问之职务。
六月十九日蒋、冯徐州会议后，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促进宁（南京）汉（武汉）合流。至此，由国共合作，又变成了国共分家。宁汉对立的形势又转变为宁汉合流的新形势。这时候，北伐军已由京汉路撤回武汉附近集中。
为什么汪精卫的态度变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两省的工农运动过火，烧、杀、抢、掠等行为使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动摇了国军军心，致使军人叛变，经济混乱，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武汉当局财经发生了严重困难。而南京方面亦对武汉展开了政治分化、军事压力、经济制裁等等手段，顿使武汉当局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种种，都是影响武汉政府上层领导人物思想动摇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国际六月一日给鲍罗庭一个电报，也是国共第三国际六月一日给鲍罗庭、路易的电报：
（一）实行土地革命，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农运的过火。
（三）消灭现有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审判反动军官。
分家的摧命符。按说这一机密电报是第三国际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将副本送给汪精卫，使汪精卫大为震惊。但路易为什么要将这一机密电报送给汪精卫，那就耐人寻味了。
第三国际得悉郑州会议的情形后，又发给中共一封电报：仍主张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中共乃于六月廿日发表一项声明，其要点是：
一、承认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二、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者，须本着国民党身份，并应随时准备退出政府；三、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领导和管理；四、工农的要求不得超出法津之外；五、工农武装应由政府管训；六、工人纠察队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与处罚任何人。
这项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的上层领导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层分子则认为这是中共对国民党的单恋表示，恐另有阴谋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