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离乡背井来到海外的华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9年4月7日讯】不管是你是留学还是移民，不管你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每一个离乡背井来到海外的华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故事或长或短、或喜或悲……以下是发表在网易人间的一篇文章，文章很长很长，我们摘录如下：
从2015年10月15日那天开始，张萍就成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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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回想起那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把坐着轮椅的丈夫送走时的情景，她最感慨的依然是那句：“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怎么老天就把我的签证给弄没了呢？”
7年前，张萍两口子抱着来日本淘金的美好愿望，托人办理了假的厨师签证（日本技能签证的一种），来到日本北海道，“投奔在这边开饭馆的叔伯家小姑子”。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过得不能比别人差”，这个执念是张萍不断突破边界、渴望跳脱的源动力。小学五年级读完辍学回家种地。
20岁那年，丈夫的亲叔叔上门提亲，就算知道未来的婆家离自己家有30里地，未来的公公又瘫痪在床，张萍依然义无反顾选择嫁过去，“我不想再种地了，给我累伤了”。
然而，结婚之后，她的命运依然没有与庄稼脱开干系——这样的生活让张萍感到绝望。张萍说服丈夫四处凑钱置办了一辆大客车，“谁成想线路没选好，没过多久，市里的公交通了，把我们的线路给占了”。几年下来，连养车带交罚款，两口子欠下了40万的饥荒。
树挪死、人挪活，当远亲近邻们在一衣带水的东洋“发达了”的消息，不时地传到他们的耳里时，出国一搏的念头便在心里生了出来。
张萍的打算很简单，先花高价托人用假材料办两张厨师签证，丈夫先走一步，等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她随后就到。俩人一起拼个几年，把饥荒还上，万事大吉。
没成想，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丈夫2012年刚刚抵达日本不久，8岁的女儿却因为尿频被查出尿蛋白偏高，被医生诊断为肾病。
但总想着逆天改命的张萍不允许女儿就这么“完了”，她带孩子去省城、去北京，“多难的号我都能拿，花多少钱都行”。一天后半夜，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给他们两口子办签证的人发来的，通知她说去日本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要是再不去日本登陆，签证就作废了，钱也就白花了。
咬咬牙，张萍撇下病重的女儿，带着惊慌和恐惧从北京飞去了日本。女儿的哭喊把张萍的心炸成了碎片，从此再也没拼全乎——“妈妈，你不要我了吗？”
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张萍的心始终揪揪的，她惦记女儿，只待了5天，就慌忙飞回北京，直到儿童医院的大夫宣布孩子没事儿了，她才彻底放心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
这一次，张萍的去意决绝，她变卖了农村的房子，给瘫在床上的公公做了几顿好饭，然后收拾了一拉杆箱的衣服，塞了几条长白山（香烟），两眼一抹黑，又踏上了东洋的土地。
这次她一离开就是6年，归期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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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打工要看人脸色，哪怕老板是实在亲戚，也难免体会人情冷暖。
张萍的丈夫初到北海道的几个月，一直在妹妹中餐馆的后厨里帮忙。张萍的“突然”到来，给这家小店徒增了不小的负担。没过几天，受不了小姑子的脸色，张萍两口子选择一起离开，辗转去妹夫朋友的饭店帮忙。
和妹夫不同，张萍丈夫性格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离开了亲戚给陌生人打工，老板的唠叨和“假厨师”的身份，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压力，不出一个月，压力便像火山爆发，在与老板发生了口角之后，当晚便被炒了鱿鱼。
张萍两口子一人拖着一个拉杆箱，茫然地站在街头。除了点菜那几句，他们俩一句日语都不会。
一个刚从便利店买早饭出来的日本大姐耐心地听了张萍的描述，“我就比量，那么长的一辆有轱辘的车，窟窟窟窟响的那种，她就明白了”。
那个大姐不仅把他们送到了车站，路上还把伞一个劲儿往张萍这边倾斜，“我说不用不用，她就捂着额头比划说，现在下雨呢，天这么冷，你万一淋雨生病了怎么办？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儿，还是好人多。”
从北海道到山形的路，只是他们夫妻俩在日本奔波的开始。
既然“人穷志不能短”，在别人的屋檐下不肯低头，结果就是他们几乎和工作过的每个小饭店的老板们都吵了个遍：“有一次，店里面打セール（打折促销），一直没人气，老板娘心情很差，就找我的茬儿撒气，我也没惯着她，就跟她干起来了，她当时就让我滚蛋。我老公这时候从后厨过来说，再怎么着人家打セール呢，缺人手，咱们不能这时候走——干完了这一天领了工钱，才卷铺盖走的人。”
就这样在山形挺过了半年，张萍两口子在2013年底前转去了福岛的一家烧烤店。此时的张萍，已经可以独立接听预订电话、用流利的日语为客人点餐了，而光是她一个人的薪水就涨到了25万日元。
每个月，她都把钱汇给在国内的嫂子，眼瞅着东北老家的饥荒一点点还上了，张萍那颗要强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想在城里面买个房：“从小我就觉得，我不该（欠）谁、不少谁，比上不足比下得有余，我过得不能比别人次。”
在那之后的好多年，每当她在日本“萌生退意”时，就会问自己：“张萍，你买房的钱攒够了吗？”只不过，在她的定义里，“买房的钱”一开始指的是“全款”，后来变成了“首付”——赚钱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国内房价的涨幅，这是张萍始料未及又无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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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的厨师签证材料有假，但签证本身是真的，每年都要重新递签。可2015年初第三次递签的时候，折了。原本是十拿九稳的，“谁成想，给整叉劈（出差错）了”——因为两家中介递交的资料存在事实性的出入，两口子的签证被日本入国管理局以欺骗为由，驳回了递签的请求。
对在日本打工的人而言，“身份”意味着一切，无签证、有签证、暂住和永久居住权。
在等待签证的那几个月里，张萍两口子刚被福岛那家烧烤店以“经营不善”为由裁了员。在那不久前，夫妻俩又刚好借了一笔钱给刚来东京研修打工的外甥，5万人民币。
日本街头（图片来源：Pixabay)
“当时根本没有富裕的钱，只是我们自己稍微能缓一缓，就左手倒右手，倒了点儿钱出来，就为了帮他一把”。互相帮衬原本是在日华人的生存之道，但帮忙的马上成了被帮的，这就让那5万块钱的“接济”性质变得有些暧昧了。没了工作就意味着没了住处，走投无路之下，张萍两口子只得去东京投奔外甥，偷摸挤在外甥的会社给员工租的宿舍里，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然而更难过的是丈夫突然改变的态度：一到东京，丈夫就宁可起五经爬半夜地上建筑工地，也绝不肯再踏进饭店的门。而东京饭店对服务员的高要求也让张萍望而却步，这跟她原本盘算的“大城市机会更多”，偏差太大。
有一天，丈夫突然一身酒气地回来，告诉她：“建筑工地的老板跑了，工资一分钱也拿不回来了。”那一刻，张萍觉得日子快过到头了，看着眼前这个颓丧的男人，她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场可笑的婚礼：彩礼钱都是借的，喝完喜酒就都还了回去。好不容易花了几千块钱置办的戒指、项链和耳环，也在婚后不久不翼而飞。“我姐曾经怀疑过是不是让我老公给卖了，我说不可能，我特别相信他。但好多年以后，来到日本，我问起这事儿时，他说没卖，当了。当时我只是说，那你以后再给我买回来”。
可内心里，张萍觉得有些东西已经死了。
日子还是得过，张萍总算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张萍还记得那天上午她在餐厅接到丈夫的电话，丈夫说：“找到房子了！”语调里都充满了欢乐。
两年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可张萍还是想在中国建个真正安稳的家，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继续留在日本。
张萍不肯认输，她找到律师事务所，打算办一个正儿八经的投资签证，只需要相当财力证明的签证种类，里外里需要500万日元（人民币30多万），光手续费就要20多万日元，租店面也需要80万，时限2个月。
搁哪凑这么多钱呢？张萍厚着脸皮，跟在东京刚认识没多久的同事们挨个借钱。同事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来日本打工的中国人，赚多赚少，大多都选择汇给家里，手上留钱的不多。让张萍意外的是，饭店后厨有位不起眼的粤菜厨师，这时突然站了出来。
粤菜师傅语重心长地说：“万一（投资签证）整成了，算我帮你个忙，整不成，钱也瞎不了，你到时候再还给我。”张萍只记得那时候自己心里都是感动。
此时张萍的心神稳了一些，然而丈夫却始终没有振作起来，为了让丈夫减压，张萍同意让他“回北海道散散心”，没想丈夫刚到北海道，就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得小腿骨折。虽然责任不在对方，但摩托车车主还是主动缴清了全部的医疗费，还赔给了他们100万日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新递交的材料再次没有通过签证申请，心情沉重的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根本无暇顾及丈夫的苦痛。
丈夫的腿伤并不严重，但需要长期静养，出院后，又休养了整整两个月。入国管理局得知后，给他们的签证顺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的每一天，眼看着丈夫一天比一天颓废，生活开销渐渐入不敷出，张萍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念头：
“不如，劝丈夫一个人回国，我自己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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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的挣扎、吵闹、冷战，让丈夫心灰意冷。他走的那天是2015年10月15日，是他们签证有效期的最后几天，张萍记得清楚。她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要丈夫回去的，可为什么最后在羽田机场，她却失声痛哭，哭喊着：“要不你别走了，留下来吧！”
丈夫一句话都没说，就独自坐在从机场租来的轮椅上，消失在登机口前，连头也没回一次。他俩心里都知道，从此一别，大概就是永远。
丈夫带走了他俩在日本的全部积蓄和那100万日元的赔偿金，只给张萍留下了一个月房租。在日本失去了“身份”的张萍，从那个短暂的“家”里搬了出来，她跟老板娘摊牌，告知了自己的处境，出于同情，老板娘非但没有开除她，反而给她涨了1万的工资。
在日本，没有签证打工的人被称为“黑户口”，一旦被人举报或被入国管理局发现，就有当即遣送回国并永久不准入境的危险，同时还伴随着数额巨大的罚款——罚款往往最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大多“黑”在日本的人，都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多挣钱。
身份焦虑让张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查。
张萍彻底遁形的生活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那天她还在“寮”里休息，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人来店里找你”。张萍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找她，“我在东京没交过任何一个人，我就怕身份不好，要是有人查到店里会连累老板娘，老板娘有恩于我，我不能害她”。
当天下午，张萍就再也没去过店里，她在电话里辞别了老板娘，开始了流浪。
5
恰在那个时候，丈夫“废”了。这个状况让张萍始料未及。
丈夫回国后，以照顾孩子的名义暂住在张萍的母亲家。“一个姑爷住在丈母娘家里，我怕他心里不舒服，就总给他汇钱，想让他硬气点儿”，可是不久，张萍就发现，丈夫成了一个无底洞。
回国之后，丈夫基本算是恢复了工作能力，可张萍决定黑在日本的选择，让他彻底丧失了重建生活的信心。他每天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每个月张萍给他汇1万块生活费，他能喝掉9000多，给女儿报补习班的钱都被他喝掉了。
一度，为了获得“好身份”，张萍甚至打算托人找个日本老头儿办个假结婚，“宁可多花钱和日本人假结婚，也不能跟中国永住身份的人假结婚，不做夫妻那点儿事儿，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我不愿意那样。”
以此为由，张萍在2017年底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秘密地”。整整一个冬天，夫妻俩隔着2000多公里，消磨着彼此的耐心。在2018年初，丈夫终于做出了妥协。法律上起诉离婚，没有财产可以分割，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然而，真离婚坐实了，假结婚却因为风险太高没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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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横滨，张萍在王姐的店里当按摩学徒。王姐的儿子是粤菜师傅的徒弟，她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彼此的身份也清清楚楚。
因为粤菜师傅的日语不好，有一次，让她陪同去区役所办材料。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张萍走到一个市场附近时，突然两个警察示意他们下车。
从警察们挥手的那一瞬间起，张萍表面故作镇定，心里却“突突”发毛，“警察问，你们是夫妇吗？我说不是，我是来日本玩的”，然后两人各自出示证件——那之前，张萍为了隐瞒身份，花高价托人办了一张假的“定住证”，大概是属于日系亲属的短期居住证明，具体是什么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如果联网去查，十有八九是要穿帮的。
所幸，那俩日本警察并没有较真儿，只是告知他们“骑自行车不能带人”。张萍一边道歉，一边目送警察走远，警察的身影刚一离开自己的视线，张萍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一路狂奔，边跑边跟粤菜师傅说：“你快走，离我远点儿，别连累你！”
张萍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天黑，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长椅上稍稍坐定，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也不知哭了多久，粤菜师傅的电话打了过来，说要不你找个咖啡厅待着。可是张萍不敢，“在公园，四面八方都空旷，我随时能跑，到咖啡厅，你往哪儿跑啊？”
张萍在长椅上，一坐坐到天亮。凌晨6点多，她裹着单薄的衣裳回了家。在家门口，她远远地张望观察，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后，蹬蹬蹬上楼，反锁家门，把空调开到最大，缩在被窝里整整一天。
事后想起来，她觉得又害怕又好笑——被抓住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遣返回国——可她钱还没挣够呢，她不能就这么走了，即便在公园长椅上，她也不断地跟自己说：“张萍，你不能垮，你买房的钱还没攒够呢！”
那一年，张萍都没攒下来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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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姐的店开去神户的时候，她就跟着去了神户，之后王姐的店彻底经营不下去了，她又去了京都。“到处流浪”，张萍说。
这几年熬下来，唯一一遗憾的是，张萍依旧没能达到心中预期的目标：“房子钱越攒越不够，现在连一个墙角都没攒出来，别提首付了。”
去年年底，有一次，她跟丈夫视频，丈夫身后的一帮酒友调侃她，问：“嫂子你啥时候回来啊？”
张萍认真地说：“明年。”
大家都惊讶得不敢相信：“真的吗？”
“真的！”
她打算回到东北老家之后，“先买个房子，再干点儿啥，做点买卖，如果实在不行，再考虑出来”，这回她瞄准了更远的地方——澳大利亚。
“我想陪陪父母，好歹陪他们度过一段时间的晚年，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没那么遗憾。之后，我再去澳大利亚，我小学同学有在那边的，华人多，两口子一年能赚50万人民币——当然，还是要靠中介办假签证，黑到那边，能过去，我就把我姑娘也带走。”
张萍给自己回国后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她要先躺在床上睡上两天两夜。
她对自己说：“没什么好慌的，一切都刚刚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何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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