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放水，世纪之谜长征竟是蒋介石的战略部署。（Guimard/wiki/CC BY-SA 3.0）
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到共军长征起点献花蓝，让中国人学习中共过去克服困难、创造“难以置信的奇迹”，然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所谓的“奇迹”确实难以置信，它竟是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简要叙述下长征过程。长征，发生在抗战前，时间是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于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逃亡，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共军到达陕甘苏区后，1935年12月，毛泽东首次使用“长征”一词，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余华里，所以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政府称其为“流窜”或“西窜”。
为什么说“长征”是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呢？我们先从蒋纬国的叙述说起。
百思不解的疑惑 原来是战略放水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1933年蒋中正检阅国军第五次围剿部队。（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利用共军收复西南 代价极小的二次北伐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们被裹胁。其实像这些哈萨克人，你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说得通，万一搞毛了，他就是冒灭族的危险也会跟你拼。我们抵达河西走廊后，哈萨克人热情地招待我们，那天非常热闹，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们一起闹了一个通宵。哥哥能讲，他们懂俄文，哥哥就跟他们讲俄语，告诉他们不要抢劫过路的骆驼队、车队以及玉门油矿的人，以后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陆续送来。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打仗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化敌为友，不动干戈，何乐而不为呢？
父亲对于战争指导有独到之处。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化敌为友，不要再动干戈，这远比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运用方面则因势利导，这也是我最欣赏的，没有条件时要造势，但是机会来时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进入新疆，盛世才进入新疆后，虽然手段狠毒了一点，可是还是蛮有效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只能那样处理。这也是因势利导的一种运用。
压迫共军长征 对中华民国意义深远
通过上述蒋纬国先生的叙述和其他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蒋介石利用共军长征的两年左右时间，以中央军损失3万人以下的微小代价，收编和半收编军阀部队至少超过90万之众，收复控制了由地方军阀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8省，基本控制或者半控制了广西、云南、西康、宁夏、青海5省，总体看，收复和半收复中国西南、西北共13个省份。可以说，这是一个代价极小的二次北伐，也特别体现了蒋中正和国民政府高层的高超军事和政治手段。
这些省份的收复，对于中华民国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不谈经济、政治、文化意义，单从军事上来说：
第一，如果没有共军长征，中央军单纯通过军事进攻收复这13个省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可以说，损失将远远超过3万人的代价。因为，以日军装备如此精良的百万大军攻打以四川为首的西南诸省，血战了六年，伤亡数十万主力也无法成功。比较而言，以当时不过60多万的中央军来说，面对极为适合防守的西南几省和军阀高达80多万的军队来说，胜算是很小的。
第二，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共军长征经过，国军才得以收复的西南和西北省份，如果蒋介石在七七卢沟桥之前没有收复这些省份，那么日军攻陷南京、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难以西迁回旋了。
共军陕北苏区的绝境
蒋介石在中央苏区放走共军，利用湘江消耗共军主要实力，在大渡河将共军主力基本歼灭，最终收复四川的计划几乎全部实现了，蒋介石将共军逼迫进入陕北苏区以后，几乎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明白陕北4万平方公里，仅有40多万人口的贫瘠荒凉的高原，周围都是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的地盘，共军是绝对无法发展壮大的。共军陷入此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也必遭歼灭。之后，共军果然进行了三次奋力求生的军事尝试，试图离开陕北苏区这块绝地。这三次军事尝试分别是：
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成都平原，结果损失了约4万最精锐的主力，被迫回头北上。
向西：2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西征青海，试图进入新疆，结果在中央军和青海穆斯林马家部队的打击下全军覆没，除李先念领导的400人化妆逃到新疆以外，2万多人被全歼。
向东：共军从陕北苏区集中1万多主力向东攻打阎锡山，虽然造成阎锡山几千人的损失，但是并无法在晋绥军和中央军联合压迫下站住脚。东征军很快草草返回陕北苏区，东征宣告失败。
可以看到，共军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的进展全部失败，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向北。但是，向北就是绥远广阔无边了无人烟的荒漠和草原，只有少量的蒙族牧民，共军无法在此处获得任何补给和兵员，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但是，只要共军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所以说，蒋介石的整个长征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那么共军必遭歼灭。
意外的西安事变
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敢于兵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地方军阀了解蒋公的为人，只要不是武装叛乱，最终蒋介石总会留给他们一条生路，要么像杨森、刘文辉一样给个军长职务，要么就像王家烈、何健一样，保存其家私，再给个中央挂名大员。但是，如果武装叛乱，那么最好的结果也是驱逐出国，惨的就是软禁、监禁、甚至枪决。
当时的张、杨并没有走到绝路，甚至可说前程光明，根本不需要也无可能冒险，如果没有这个意外的事件，共军会灭亡，那么后来的历史又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蒋介石的这一政治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国军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中央军作战部队也真是艰苦万分，眼看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