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张闻天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严酷批斗。（网络图片）
中共高级将领张爱萍之子张胜所写的书中详细记录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彭德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内幕。庐山会议是在毛泽东号召的“大跃进”运动后举行，彭不但谈到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而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深入纠左。此举引来毛的大批判，更定性其为“反党集团”。康生对彭的批判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张爱萍，曾就任过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其子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如何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内幕。
研究中共党史的人，一般把1959年的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张爱萍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
在这之前的一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个时期召开的。书中写道，“庐山会议最初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也有不少同志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属于前者。他发言后，仍感言犹未尽，对一些同志坚持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会议。于是，会议又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
随后，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
在会议上，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通过将彭、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不久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并实行了对他们的软禁。
林彪说：“他（彭德怀）野心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书中分析，在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乾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大陆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张胜对于中共的“整风运动”有着深刻的认识：“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