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干部一直吃着与老百姓不一样的食物，图为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特供食品。（网络图片）
1959年到1961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民口中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就是在这样的饥荒年景下，大吃大喝仍未完全消除。
1959年湖南省宴请主菜“鸡汤煨鱼翅”
湖南省委1959年宴请中央有关领导，主菜是“鸡汤煨鱼翅”。而此时全国副食产品已紧张到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为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们提供一些肥皂，就已经让他们非常满意的地步。（权延赤着《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如果说湖南1959年情况尚好，招待中央领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画家巡游团”则将灾年吃喝之风暴露无遗。
1960年四川人没得吃 “画家巡游团”四川大吃大喝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万里红色之旅。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画家巡游团”的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1961年叶圣陶内蒙古之行 熊掌与“飞龙”兼得
无独有偶，叶圣陶在日记中也记录了1961年的内蒙古之行，饮食可谓极为丰富：7月31日团到达海拉尔，赴宴，“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余不能嚼之。宾主互劝酒，余饮稍多。”同时，“有政协组织之六十余人在此，到已将一月，其中熟友颇多，元善夫妇、颉刚夫妇亦在内。”8月6日伦池，“晚餐又是盛宴。劝饮而外，座中客起而吹奏歌舞。”——（摘自《书屋》2005年第9期朱东润的“蝗虫”之喻作者：王昊）
三年困难时期基层干部吃喝风氾滥 农民嗷嗷待哺
相比于高级干部和画家这些“特殊人群”，三年饥荒时期的“吃喝风”在基层干部中更为严重，据福建永定县志记载：1959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社员发生断炊，过年时连口粮都吃不上；1960年春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领导还错误地认为是气候不好，不敢正视粮食问题……对于群众的疾病、死亡和死亡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没有很好地帮助解决，却大开现场会，大吃大喝大浪费。
张乐天也回忆了他了解到的基层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吃大喝的现象。“实际上，只有在底层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后来‘四清’是能够搞得起来的。原因就是1960年饿死人特别严重的时候，干部还可以开小灶。我在底层的访谈中就听到，有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了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上去捡。”（《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1日B02版，张乐天谈底层视角的现代史）对于此种现象，原四川省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直言：“我是管农业的，虽然巴中县比其他县死人少，但也有责任，为何没饿死官，都死的老百姓？”（《经济观察报》韩福东文《跃进悲歌》）
责任编辑:陈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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