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晋绥军士兵。(右)1936年,阎锡山、傅作义国军(晋绥军)参加绥远抗日。(网络图片)
提要:老王说:“我们是国军正规军!共产党有三大纪律,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纪律?告诉你吧,我们有十大纪律!谁敢乱来?”老王还说了一句话,我们猛听他的话,如雷贯耳又半信半疑。那可是“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年代,难道这“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还会……
知青都有过美好的理想,将来要上大学当科学家什么的,但如今这些都变成了泡影,忽然就从梦中跌到了地上,最不敢想的就是将来。如今整天打眼放炮背石头,前途无望,大好青春一无作为,年龄渐长又没有女友,日子苦闷无聊,不知哪儿是尽头。常念叨,“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奇怪古人写的怎么就是眼前的此情此景?有人拉起二胡,“苏武牧羊”,“天上布满星”,“病中吟”,如咽如哭,柔肠寸断。还有的就唱,“命那啊,我的命运哪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到处流浪…”。
有的招工走了,剩下的更加绝望,有时收工回来走在路上,会对着空空山谷像草原上的野狼一样仰天长啸,泄泄心中的怨气。还有的就学着划拳喝酒,喝醉了吐得一炕,有的还吼喊骂人,甚至打架斗殴。这时老王就说:“你们是贵人遭磨难!人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敢说呀!”猛听此话,如雷贯耳又半信半疑。那可是“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年代,难道这“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还会……不敢往下想了,但既是老话,必有其理。经他一点,顿觉心里暖,日子似乎也从此有了盼头。
冬天大雪封山,运煤的拖拉机上不来,工棚里冻得像冰窖,早上起来眉毛胡子都有霜。晚上裹着被子围着小油灯聊天,问他为啥不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偏要参加国民党?他说老家在山西河曲,穷地方,“河曲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他爷爷光绪年间“走西口”到绥远扛长工,攒下点家当,后来“吃洋烟”(鸦片)败了家。遇灾年肚子饿,“队伍来了跟上就走,管饭就行,还管它什么党!”谁知竟落得今日下场。
问他旧社会的长工生活怎么样,本指望听到“高玉宝周扒皮”的故事,但回答却出乎意外:“不错的,秋收时候一天四顿饭,晚上还有酒有肉,老板娘亲自下厨。要想用钱,跟柜上说一声就行,可以预支。”“有大事,到村公所找乡长作主,都能讨个公道。”这些可跟书上“万恶的旧社会”大不一样。旧社会不是有白毛女黄世仁那样的悲剧?而老王说,“我咋就没听见过?要是有那样的事,他在村子里也待不下去。”
今天我们知道,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社会靠家族宗法制度维持,虽然守旧,但却有稳定社会和仲裁纠纷的作用,故难出伤天害理之事。倒是所谓的“新社会”,乡村基层权力劣质化,此类事时有所闻。高玉宝周扒皮一类的奇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自由的雇佣市场里,你要是对长工不好,他们早就跑到别人那儿去了。
问他这辈子最苦的是哪年?“六〇年无粮过冬,上辈子也没遭过那么大的罪!饿得人前心贴后心,全靠挑野菜扒树皮挖老鼠洞(里的粮食)才活下来。”那不是“自然灾害”吗?“谁说的?那几年可是好雨水,谁知道那些干部们咋日鬼的,叫深挖地五尺。把老阴土都翻上来,那能打下个粮食?种地不开垅子不透气,说是‘密植’,庄稼能长得起来?”我说,“那咋也比解放前强吧,那时候不是也有灾年?”老王眼一瞪:“强?墙里跌在墙外了!民国年间遇灾年,县上还来救济。他们可好,‘反瞒产’,硬把活命粮搜走,活生生把人饿死。村里老人站在门上骂,干部们听见了也悄悄的,连个屁也不敢放!”
有人说:“共产党也想把事情办好,就是没经验。”老王继续骂道:“自古以来,庄户人种地种得好好的,为甚现在要听干部的?一地有一地的水土,干部们知道个甚?他们都是死人逑——凉棒(外行)”!又是一阵哄笑。现在想起来,那些话虽粗,却点出了颠倒了的生产关系,荒诞的制度症结,引起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地震。
战场上的事,他最不愿说,说是“想起来糟心了,不待要说它”,但人们最爱听,总是在人们催促下才肯说几句。“新兵怕炮,老兵怕号。为甚了?炮打过来声音吓人,其实赶紧往地下一趴,不咋。但号声一响,连长拿手枪在后面督战,谁敢不冲?要是留了活路,谁还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傅长官军法无情,我就看见一个营长贪生怕死误了战机,叫军法处置了。”
“有一次日本人来得快,伤员来不及撤走,第二天赶回来一看,全都冻死在战壕里了。”“打扫战场,身上没伤的(吓死的),当官的不叫埋,扒光了衣服叫喂狗。我们村的李二旦生来胆小,跟我一起当的兵,就是这么死的。实在不忍心,半夜跑去把他埋了,回来几天都吃不进饭个。”寥寥数语,却是真实的生死场,那是一个老兵的实录,绝不是电影里的英雄故事。最后总要说:“唉,这辈子能死在炕上就是福气了。”
老王最得意的是傅军的两场影响深远的胜仗,说得最多。一场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打百灵庙,强行军三百里,五明头(黎明)冲锋,把日本人和“二日本”(伪军)杀了个痛快。“那一仗庆祝得最热闹,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敲锣打鼓,杀牛宰羊。连北平天津西安都来了人,演戏的,唱歌子的,红火了好多天。还送来东西慰问,我还分了一件洋布背心和毛巾,头一次吃了洋罐头。”
另一场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打五原,我们团跟董其武守五加河桥。日本人从包头坐着卡车下来,想要过河,用飞机大炮炸了三天三夜,硬是叫我们死顶住没过了河。”“炮弹炸得呀,吓死人,震得耳朵半个月听不见声音。一团人死了一多半,连长排长都死了,伙房也叫炸飞了。我帮着背伤员,一个炮弹打过来,震得我昏死过去,身上还中了两块弹片。后来开庆功会,长官还赏给我两块袁大头。”卷起裤脚,翻开上衣,腿上背上都留着几寸长的伤疤,惊心动魄,可想当年战场的惨烈和死里逃生的惊险。但也有人说他是吹了,国军腐败不堪,能打这种硬仗?如果真有其事,咋从来没听说过?谁知道他的伤是不是跟人打架留下的?想想也是,共产党也是炎黄子孙,咋也不会太下作吧?定是老王喝多了夸大其词。
共产党八路军拿走百姓财物后所打的白条,这些欠条至今没有兑现偿还。(网络图片)
有人故意激他:“跟上国民党没少干坏事吧?电影里说你们搜刮百姓鱼肉乡里,你狗的作害了多少妇女?”他眼一瞪,着了急就说实话:“欺负老百姓?残兵败将不敢定,我们是国军正规军!共产党有三大纪律,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纪律?告诉你吧,我们有十大纪律!谁敢乱来?借老乡房子,还要把家俱都拉下单子(写下清单),走的时候还要跟房东当面清点。”不识字的人却能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可见当年训练有素。“在后套挖大渠修水利,把我累了个半死。唉,共产党的天下,傅作义说不清啦。”“作害妇女?吓死我,不要命了?有一次我在平康里逛窑子,回来叫董其武逮住还打了我一马棒。”不无得意,董后来任绥远最高军政长官。人生跌沓,世事无常。
后来,高层厮杀的结果,在文革最疯狂时“副统帅”竟然跑了,还死得那样惨。接着是“72年回潮”和鼓舞人心的“73年高考”……幸运的是,我几经周折后还是意外地上了大学。
草原生活五年,始知世事沧桑,感受了真实的社会底层。贫下中农大多不敢乱讲话,其他人更是噤若寒蝉,只有从老王这样见识广无牵挂又毫无顾忌的人嘴里,得到了不少难得的人生“再教育”,从一个专制制度下批量生产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有批判意识的自由人。从那以后,虽人在都市,但荒岭的夜月,草原的清晨,常在记忆中浮现。后来,听公社来的人说,老王干不动了,最后几年在工地上下夜,还讬人给他捎过一瓶竹叶青。再后来,听说他一个人死在工棚里,被人发现了,还是那身皮袄皮裤,卷了一块毡子抬出去,挖了个坑埋了。
三十二年后,我故地重游。塞外秋凉,草木早衰,气候暖化的后果,雨水渐少,再加上过度放牧,草场不得生息,逐渐退化,满目萧然。历史上这里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十年代我们见到的草场尚可藏住兔子,而今天是连老鼠也难藏身了。且放牧量大增,草场矛盾增加,所以草原上很多地方已被铁丝网割成一块块的,大家各管各的,昔日里那种守望相助、走到哪家都管吃管喝的淳朴民风已不多见。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却奇怪不见当年骏马奔驰的情景,原来牧民已经骑着摩托、打着手机在放羊了,见证着时代的进步。但当年矿上的工友不少已经过世,年龄并不大,可知医疗条件仍然有限。
山河依旧,人事皆非,最惊奇的是,现任乡长竟是当年公社书记的儿子,牧民中发了财的也多是队长书记的后代。居民点上气派的砖房,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那是村长支书的。官二代三代,代代世袭,如此“红色江山万年长”?
矿山已废,断垣犹在,一草一木都叫人想起那远去的岁月。找到老王的坟上,撒了一杯酒,忽然想起他“三十年河东河西”的话,大为感慨:多少人绝望自杀没有等到那一天,多少智者先知都不敢想的沧桑巨变,莫非一个乡野村夫竟早有预感?万物兴衰起伏、此消彼长的深刻哲理难道他早已了然于心?冥冥之中,难道世事真有轮回?抚今追昔,不胜嘘吁,“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责任编辑:岳君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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