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贻卉导演104分钟纪录片《大堡小劳教》，纪录沙坪劳改农场的劳教黑幕。（网络图片）
六月二十八日，我从贵州独山回到成都家里，未即休息，手机就响个不停，对方热情地说：你是铁流老师吗？我在网上看了你不少文章，十分佩服你批毛的勇气，赞同你的看法：中国一切政治灾难，始于共产党的歪理邪说。这个歪理邪说不清除，国家永无宁日。我叫李久第，温江人，百度上一搜就知道。我八岁打成“反革命”，十一岁送进劳教所，在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业区整整关押了20多年，直到2004年才经温江区和成都市两级公安部门宣布彻底“平反”。今天在网上找到你的电话，你在北京吗？
我回答：在成都。
在成都？对方显得十分高兴：我能不能来拜望你？有许多事想向你请教请教。
我说：温江距成都20多公里，你能来吗？
他说：我有车，方便得很，一条高速路，半个小时就能到。于是，告诉了他，我住家的具体地址和见面时间。下午两点，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如约而来。
现年67岁的他，个儿瘦小，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有条不乱，显得精明能干。我们的交谈自然从他8岁打成“反革命”开始。
8岁，是个什么概念？当爹妈的都清楚，说话吐字不清，夜里还尿床湿裤，能是“反革命”吗？除非是“天方夜谭”的“天非夜谭”。然而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却真有这样“天方夜谭”的“天非夜谭”。
他的爷爷李照甫，是温江西区的区团长；父亲李柏筠，是温江县参议会副参议长；二爸李华芝，是国民党时期一个等级不太高的副司令员；三爸李少康，是成都青羊宫汽车站站长；母亲赵淑筠，49年前曾担任过温江县妇女会理事，代表温江县出席过四川省妇女代表大会；一个表舅舅，去台湾当了空军飞行员。还有他父亲曾与南下解放大军对抗过，一直生死不明。
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出身，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说8岁，纵是5岁也难逃此一刼。1954年的一个晚上，温江县城区出现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眼睛雪亮”的公安，将他以“现行反革命”抓捕，可审去审来，一个不会写字的娃娃怎么会写出“反标”？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关了一个晚上狠心放掉，但李久第的挡案上却记上了这一条。
四川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初十五”。三年后的1957年“反右斗争”，11岁的他，一天不明不白地被从家里抓走，关押到成都市致民路新村四号收容所，几天后与一大批右派份子送到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业区“劳教”。一去20多年，失去人生应有的一切，伴随他童年、少年、青年的，是无边可怕的饥饿、劳累、折磨，与他岁月共舞的是，记不清的批斗、捆绑、打吊……
“无产阶级专政”对人从无人性可言，“党国体制”这架绞肉机，总是把人的活力与聪明才智绞杀尽净。我的劳教第一站就是沙坪劳改农场，对它的残酷与血腥深有体会，称它是“埋葬右派份子的天然坟场”。五六十年代那里有近万名右派被“劳改”，后来生还的人不足半数。大堡作业区是小劳教改造的集中地，3000多名不足16岁的孩子，在“三年人祸”年间竟活活饿死了2000多人。李久第是经历者、也是灾难的证人。
共产党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大灾大难，是任何权力掩盖不了的。李久第告诉我，他被白白关押“改造”20多年，不但无任何法律手续，更无起诉书、判决书，甚至连审讯笔录也没有，仅仅是当政者一言半语，而这些一言半语又不记录在案。到底谁要关押他？又是谁要整他？他十分感慨地说：中共的“党国体制”，借助阶级斗争发威，制造出一个仇恨的泥潭。无论谁掉进这个泥潭，生命立刻连条狗都不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躲过这个泥潭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是这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也是这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彭德怀与贺龙也是这样。
2013年9月2日出版的第29期“人物周刊”，刊登了记者刘洋硕采访他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可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并没有说过我是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呀！并由此应该送劳动教养。如果是这样，基本解释得通，但是这样一个顺理成章而且又有规定的版本，当年并没有针对我使用。深受共产党整人思想影响，以整人害人取乐的某些公安干警，只胡乱给我扣了一盆屎在头上，罗列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罪名，明目张胆的侵犯我的人权，这一点已经被今天的成都市和温江区两级公安机关联合调查所证实。
80年代初李久第“清放”回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几乎每一天都找相关单位说理，再不就呼吁投书。从区上到市上，再到省里、中央，反反复复几十次、上百次，为的讨个无罪关押几十年的说法。到后来有关部门怕了、胆怯了，2004年春，温江区和成都市两级公安部门不得不对他作“彻底平反”的决定，一次性补偿四万元人民币，从劳教之日起计算工龄，为49点82年（即49年8个月另两天），以50年工龄“退休”。现在他每月可在社保局领到2600元的退休工资和相关医保，还在温江区街上开设了一家婚纱影楼，生活得十分不错。相较而言，比一些右派的日子好过，不少右派每月退休工资才千余元。这是当政者的“关怀”呢，还是他斗争的结果，是乎是个未解的谜？
李久第说，在成都市温江区的大街上闲逛，他一贯是昂首挺胸，大踏步行进，完全没有那种曾经置身于“大堡小劳教”行列中的自卑感，为什么？因为从诞生之日起直到今天，他都是一个无比干净的人，没有任何犯罪犯错记录。他甚至认为：我出身于这样一个上辈全部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庭，并不是我的不幸，而是我的荣光。为什么？这血统好呵！只不过你得要承认：国民党打了败仗，退守到了台湾。啊！什么叫做命运，什么叫做天意，你李久第这一下子体会到了吧！我常常想，作为“大堡小劳教”中的一员我有资格吗？资格我还是有的，尽管当年我什么法律手续都没有就到了沙坪农场这个劳教集中营，没有劳动教养通知书，没有刑事判决书，没有我的手指纹印，也没有我的亲笔签名划押，就连最起码的询问笔录也没有只言片语，我妈妈当年肯定也不可能申请我去劳教，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乖娃娃，不然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会被彻底平反呢？然而，这一切不都正好说明和佐证了劳动教养是一部恶法吗？
（未完待续）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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