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门战役中，共军有5000余人被俘。（网络图片）
金门战役作为历史已过去50多年了，但无数个疑团和不解还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国民党军曾先后释放过三批战俘回大陆，那些人回来后遭遇如何？在中共看来当然是叛徒、特务、内奸，但又是怎么处理他们的呢？
在登岛的万名将士中，4千余人战死疆场，5千余人被俘，其中，有些自愿加入国民党军队，千余名甄别后放回大陆，总共分三批释放，1950年3月小批释放，级别较低。19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从台北上火车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陈岛，然后用登陆艇和小船送头门山岛。俘虏们派出两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回大陆联络，驻浙江临海县驻军21军得知后，立即派出5条机帆船迎接归俘，第一批归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荡7兵团政治部招待处。
第三批387人于1950年12月11日离开战俘营，从台北抵达基隆，立即上船，这次不开往大陈，而是开往福建沿海，12日抵达马祖岛，然后白犬岛，13日分头上了渔民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有的被28军部队接收，有的被巡逻民兵抓获，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随后所有归俘们都送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
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归。
900余名归俘回来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审查。
先治疗、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学习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归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战场更难熬的时空。可惜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共军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开始了三个阶段学习。
第一阶段；是政治教育阶段，包括时事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学习文件、报纸，听报告，针对战俘在台湾受到的政治教育，开展专题讲座，使战俘分清理论是非，提高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脸红心跳，听报告、看电影，对照“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想想自己，绝大多数人都深感惭愧，原先觉得委屈，为什么领导上不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阶段是核心、关键，也是集训的主题，叫启发反省阶段，号召“忠实坦白、深刻检讨、互相帮助”，方法是个人反省与小组反省相结合；组织上全面了解，甄别材料，认真审查，作出结论。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过关。
接下来第三阶段；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情况，开始处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这个阶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不管在台湾表现好的还是坏的都拚命揭发别人，使尽全身解数，互相攻击、揭发，夸大、渲染、捕风捉影，以求表现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狱之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原来也是属于软弱分子之一，此时成了积极揭发的标兵。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基本整出个眉目来后，开始采取行动，1951年7月21日，南京下关，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
没有一丝风，空气如同凝固一般。大门口走廊里会议室到处布满双岗。归俘们屏气敛声，默默端坐，都知道军法处来人，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不知轮到谁，院里停了好几辆车。
过了一会，开始点名：徐惠良、于守全、张连升、汤秉辉、阎平阶、黄景新、李同顺……一排长长的名单。出示的拘捕证上，赫然盖着鲜红的大印：华东军区军法处。
点到名的，戴上手铐，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一个，带到院里上车。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
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警卫营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进攻，第三次18师冲上来的时候，弹药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提前西方化，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缴出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余支，还有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作战草图等物。当时除了3营战士外，253团1连副连长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随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兴人，40年入伍，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当到营长，所有战友都对他印象不错，在战俘营表现也不错，只是提前思想解放，西方化，战场投降，被认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枪毙。
连级干部窦永礼，37年入党、入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战争，枪林弹雨里，6次负伤，是三等残废；当过战斗英雄，生产模范。
战斗结束后，坐在海边等敌人来俘虏，后来进古宁头联系领导，东张西望找不到人，刚喊声；“刘团长”，就引来一枪，赶快钻进一间民房里，敌兵追来，在门口把枪栓拉的哗哗响，大喊；“看见你了，还不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老窦高举双手，走了出来，束手就擒，这在共军看来已是叛徒，后来到了战俘营，还帮助国军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自然是罪不可赦，第一批枪毙名单也就轮到他了。
傅作义在北平叛变后，部下一连长不满其叛变，他会开飞机，驾驶小型军用飞机一架，飞往西安，当时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再次被掌握，西野作战科科长潘国杰觉得新鲜，要过飞机瘾，拉着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特殊人才，懂几国外语），上了这架飞机。
结果被满脸落腮胡子的张连长飞往台湾，成了从空中掉下的两个高级战俘，与金门战俘关在一起，洪亮后来在战俘营里被杀，潘与金门战俘一起被释放。故有此天方夜谈一说，但确是实实在在真事。
如果说营长主动带队投降，属非杀不可，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杀呢，让我们细细看来，第二批枪决人员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执行，地点仍旧是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警卫森严，四口棺材一字排开，对徐惠良、张连升等三名金门战俘，和一名大胆岛战俘（估计是带领部队投降的营长包成）。
徐惠良是29军军部参谋，浙江宁波鄞县人，16岁参加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是29军司令部参谋，非常精明强干。登陆后一直为自己争着来金门而懊悔，两天来多次徘徊于海边，想方设法要回大陆。只要能回去，哪怕受处分，也比在金门打死强。
便找了位船老大，软硬兼施，求船夫开船，船老大说；白天有飞机、军舰，晚上一定送你们回去。下午三点，身边没有战斗兵了，徐心理发慌，跑到王剑秋那里，看到打的厉害，于是又跑到东边，和82师245团一个小卫生员一起胡乱打枪，打了两下，枪不响了，两人又急又怕，把手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徐说；干脆主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投降，反而不会杀我们。他站起身就走，小卫生员也默默跟上。
徐回归后交代：“我们两人一起向东边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枪。心想：如果交给对方，他们会相信我是原国民党俘虏兵，被迫才干共军的。半路上，一个敌人在高高的岸上挥舞步枪大喊；‘缴枪！’我们摇动帽子，表示投降。因海岸太高，只得绕着往上走，经过海滩边上，看见一条船，船上跳下与我一起来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他们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随我们一起早点投过去。’他们听说后也同意了，于是一起走，254团小卫生员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敌人叫：‘站住。’我和小卫生员摇帽子表示投降，在一个凹坑处缴了枪。此时约为26日下午4点，地点在林厝西北海边。”
徐带头率领近十人主动投降，进了战俘营后，徐由于对各级干部很熟，指认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过一死。虽然他竭力乞求审讯人员，我还年轻，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条命，结果还是一命呜呼，他白当了多年中共军部参谋，连党这个基本政策都不懂，可以宽大敌人战俘，但决不会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