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以前，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经常受老师表扬。以后，向老师鞠躬就不需要了……（视频截图）
未成年人，是当今最盛行的说法，有的国家定为20岁以下，有的国家是16岁，而在我国，目前定在18岁以下，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不过，在我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未成年人保护这一说，还竭力鼓动少年儿童向大人看齐，不惜生命与阶级敌人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财产、远离父母上山下乡、放弃学校学习去“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练、坚决与有问题的家庭划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学生批判老师、孩子揭发家长、晚辈斗争长辈，更是社会生活的主流。
文革发动那年，我正在北京读小学三年级。三年级以前，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经常受老师表扬。1966年以后，不但向老师鞠躬不需要了，而且优秀老师几乎都成了批判对象。我就读的府学胡同小学一连揪出了多位老师，其中，校长是走资派，被剃成阴阳头，她的儿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学，从此就不来上课了；和蔼可亲的王立人老师成了军统特务；还有一位教体育的田老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据说在三年饥荒时期曾泅渡投敌，但没游过去；我的班主任孙纹绣，温文尔雅，对待我们如慈母，最后也被停课接受批判，原来她的父亲是孙良诚，毛选里点过名的人物。
我哥哥与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经常来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边还带着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学，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女儿。智障是近些年从台湾传来的称呼，过去我们用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词汇，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师的牢骚也让我记住了另一种声音，她说小学校长才是科级，怎么也是走资派？孙纹绣从前不过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怎么会反革命？但王老师很快就不来串门了，因为打砸开始了，各种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断被揪出，社会混乱不堪，最后连那位智障同学的父亲也成了“杨余傅反党集团”的头子，她不知去了哪里。
文革开始，课本也停用了，我们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再加点算术，音乐课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内容，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阿瓦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风琴伴奏，旋律很好听。那个年代，“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是全国人民经常使用的套话，报刊上用，发言时用，连小孩子都会用。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阿瓦人民唱新歌》，虽说这也是一曲赞歌。
有一天，学校门口开始重新设计影壁，一位美术老师站在那里日夜毕恭毕敬地作画，没多久，油画“毛主席来安源”在我们学校也复制成功了，这幅画当时普及全国各个角落。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早上一进校门就要向这幅画鞠三个躬，然后凑在一起高举《毛主席语录》，呼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须的，还要高唱《东方红》，进了教室上课时再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放学时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时期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坐在教室里的标准动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下方，将语录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视前方，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时的统一动作。
那个年代，除了领袖像遍布任何场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氾滥，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不仅人人胸前别着一个，家里还都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个。我们院里有个历史系教师自己在家开作坊，专门制作毛主席像章，据他儿子告诉我，一共做了一万多个，什么材质的都有。前几年，一位部队文工团的朋友去朝鲜访问，回来后大发感慨，他说即使领袖崇拜，人家也比我们严肃百倍。在朝鲜，像章有一定之规，不许乱做，呼喊万岁的声音则是排山倒海，最终汇成一股声音，而他当年多次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百万人喊声虽然巨大，细听还是杂乱无章、此伏彼起。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我经常跟着小伙伴去撒传单，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子弟，所以传单有人大三红的、新人大的、红梅战斗兵团的，这些都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传单上写的全是些揭发批判“黑帮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文字，还有漫画，传单撒出去后，街头大人蜂拥而上，争抢传单，看了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心里很过瘾。我还经常把外面的一些宣传品带到学校，记得有一次我抢到了一幅“百丑图”，上面都是党政领导人的漫画像，从刘少奇开头，一直到省委书记和部长，孙纹绣老师当时还没被停职，她见到后很不满，叫我今后别拿这些东西来学校了。
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同学很快都戴起了红袖箍，男女同学个个身穿绿军装，扎着皮带，还骑着自行车，下车后一定要手持钢丝锁，插着腰。这身打扮和姿势在当时的街头巷尾最时兴。钢丝锁可以随时抽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也可以与对立的其他组织武斗，打群架，以此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中六年级有位同学姓李，是个高干子弟，经常来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实才四年级，特别喜欢跟着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经常过来告诉我们兄弟三个，什么如今最流行，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如何抢军帽、以后还知道了“拍婆子”。那时戴绿帽子很盛行，一次，他来的时候戴了顶厚帽子，也是绿的，两边的帽耳朵放下来很暖和，扎上去很帅气。我哥哥看见了也想要，我父亲设法去买了一顶，没想到戴了不几天就在街头被人家骑着自行车一把撸走了。李大哥知道后，问了被抢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来，我们因此更加钦佩这位大哥了。但没多久，他就因为参与武斗被拘留，被定为“联动分子”，后来又听说被释放，最终也没再见过。
文革前，我母亲为我们兄弟三个念过《红岩》，让我们背诵过《革命烈士诗抄》，在广播里听过《青春之歌》《王若飞在狱中》《革命一家》，看的电影有《满意不满意》《今天我休息》《锦上添花》《红日》《冰山上的来客》《昆仑山上一棵草》，文革开始，才知道这些都被定为毒草。当时的电影、小说好像绝大多数都被定为“封资修”的毒草，我读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60部小说毒在哪里》，读得非常细，还学会了里面的各种形容词。破“四旧”运动到来时，我家里赶紧将《普希金选集》《日日夜夜》《古文观止》等藏了起来，但院里的几位小朋友揭发我家里的小人书都是反动黑货，我只好将这些小人书抱了出去，这是些由《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改编的连环画。院里烧书的火堆整整燃烧了2天，许多线装书、世界名著都被中学来的红卫兵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扔进火中。
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是叛徒而且最终畏罪自杀的有关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觉得阶级斗争真是尖锐复杂，老师、叔叔、阿姨还有外面那么多人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连《红岩》都是大叛徒写的大毒草，看来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定要绷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我们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间又加剧了这种教育。那个时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没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哄，成为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从前称作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大家都叫铁一号。铁一号大院里谁家大人被揪出来了，我们就朝谁家扔石头，弹弹弓，欺负谁家的孩子，我们还特别警惕陌生人，一见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就会跟踪、尾随。院里的公共楼道和民国时期的老建筑——灰楼，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学校里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学们砸破，老师根本管不了。院里还常常被人举报有反动标语，警察不时跑来，又照相又侦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看出毛主席三个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实就是乱写乱画。
在街头看游斗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内容。铁一号院子里的游斗是边走边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最后走到那座民国老建筑灰楼前停下。这里是个较大的空间，既可以让过往行人都看见，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斗的人都是站在台阶上，低头对着大门，一斗就是几个小时。也有斗争的群众认为被斗的不老实，就将几把椅子、凳子摞起来，让被斗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见过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副教授，因为工资被冻结，实在没钱买东西吃，饿极了，就在东四九条副食品商店里偷了7分钱一包的人参果，结果被售货员当场抓住。批斗他时就是站在了两把椅子上面，好像演杂技那样，专门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与我父母很熟，他说，这样才能让大家都看清他的丑恶嘴脸呀。而马路上的游斗常常在卡车上，时常看到路上有游斗的卡车或缓缓驶过，或疾驶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数人，被两侧戴红袖箍的人按着头，反扭着胳膊，呈喷气式模样。卡车的驾驶棚顶安放着高音喇叭，插着红旗，一路呼喊着打倒、砸烂的口号。
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强迫做“喷气式”。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一脚。
文革发动没多久，红卫兵还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我的祖母当年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所以此时也在劫难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她的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也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那个年代，北京火车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凄惨的景象，一群群年迈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蓬头垢面，个个犹如被打上了印记，一看就是被遣返回乡的“黑七类”。他们拎着包袱，低头匆匆往车站里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们吐痰、扔石块，甚至踹一脚，打一拳。返乡的一路上，他们在车厢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对象，在长途汽车同样是众人欺负的弱者。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文革期间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大院游斗，说是让邻居认清反革命黑帮分子真面目。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里不断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