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理工大学被港警围城时，袁天佑牧师的太太——传道人袁陈锦美也身处其中，陪伴和协助留守者离开。(图片来源 : 李晴/看中国摄影图)
【看中国2019年12月22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晴采访报道)11.11清晨三声枪响，18岁少年中弹倒地，之后引发“中大保卫战”，接着又是“理大围城”。作育英才的高等学府无疑在今次的“反送中”运动中，成为警方攻击的目标。而在理大围城的13天（11.17-11.29）中，袁天佑牧师的太太——传道人袁陈锦美有9天都身处其中，陪伴和协助留守者离开。而当理大事件落幕后，她的回答是“不安乐的安乐”。
紧张入城 形如戒严
理大围城的第二天夜晚，记者在理大门外撞到袁师母，跟随袁天佑牧师及曾俊华前特助罗永聪，三人行色匆匆地赶至校园。记者当时只跟袁牧师打个招呼，简单了解一下情况，无暇同袁师母攀谈。直到事件平息后，记者再次见到袁师母，明显感到她的神情已经松弛下来，没有了那晚的紧张和严肃。
“当时我带了一只最细的屈臣氏蒸馏水，已经饮了1/3，剩下2/3，警察不给我带入去，后边的人亦有带面包的，警察也不给带进去，一个面包都不给带。”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可以带入校园，袁师母唯有入去后在地上捡没有开过的樽装水来饮，或者到饭堂找热水煲煲水饮。
入去的头一两日，大家还会煮饭吃，找到什么吃什么。那时，她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入去，在里面呆差不多八个钟，夜晚12点左右出来，再在尖东找地方医肚。
她去的目的是劝说人离开，而当每一日都有人离开时，袁师母的感受是，“事实上，我觉得剩下的小朋友有些凄凉，同时好需要人的关怀。我不一定就一个目标，叫他们循着警察的登记然后离开。我觉得应该随着他们的意愿。但是关心最重要，还有，就是别剩下他们。”
大家有什么需要商量的，她陪伴他们一起商量。“甚至如果他们要煮饭吃，我都可以煮饭给他们吃的，我煮过了，他们都很欣赏的，亦都肯吃。但是越来越少人食了，所以不煮饭了，变做大家聊天。”
难忘17岁少年 想离开又想坚持
当昔日净土学府变成硝烟弥漫战场，理大九日陪伴，成为袁师母人生中难忘的一段日子。“因为见到人的恐惧，见到人的诚实和谎言，又见到小朋友和一些成年人无准备地被禁锢。”
她相信，很多人都预备星期日（11.17）晚离开，但是过了星期日晚就变做无主权可以自己离开，一定要循着警方的方式离开，很多人都不肯亦不赞成。
袁师母在入面见到警民冲突的点在哪里。警方要每一个人都登记后才离开，或者事情本身很简单，又不是人人犯法。但事实上，哪怕在厨房洗碗的婆婆，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交给警察。“原因是不信任警察，因为他们觉得一旦警察获取其个人资料，不知他们下一步会对（这些无辜的）市民做些什么。好多人心里已经确定警察会知法犯法。”所以，对于袁师母来说，“说服人相信警方不会伤害你，你登记姓名就可以离开。”本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却变得很难成立事实。所以，她要劝服很多人。
“最难忘的是我见到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好想离开但又不离开，他有两个原因不离开。一个原因是不信任警察，另一个原因是他很想表达他留在理大是一种他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不应该被控制或者被警方令到他不自主地要离开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难忘呢？因为我见到他想离开，但他又想坚持这两件事。所以，他留下，他的面容上有恐慌，他自己都主动告诉我，我知道家人挂住我”。袁师母为此感到难过，“为什么要一个17岁的少年人受这样的对待呢？无故被禁锢，并有一种莫须有的恐惧令他在那的几个晚上？”
年轻人跟她分享自己的感受，“晚晚睡觉都恐惧，因此很难睡觉。恐惧有警察忽然间冲入来。累，也只是合一下眼却不敢睡。”期间，亦有人想用自己的方法离开，于是，更加不会睡。
人道灾难下 善的力量
理大13日围城所制造的人道灾难，让袁师母真实看到民众对警方的不信任，以及留守者对自己权益的维护和坚持。原本，他们是理大人，在理大是天经地义，但当离开时需向警方上交个人资料时，却变得非常之艰难。
他们坚持认为，其一，警方得到他们的资料，未必经合法处理，可能会诬告她们。其二，他们不承认自己有“暴动”，因为其中很多人并不是在激烈的对抗当中的人，所以他们更加不肯承认自己是暴动份子。其三，他觉得他自己是有自由出入理工大学的。
袁师母认为，“理工大学既是一个香港认可的私人大学，亦是一间公家大学。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禁锢、同社会隔绝、或者要申请才可进入的大学。”因此，很多人对突然被禁锢其中感到愤愤不平不平、认为不合理。他们当中有理大学生、职员、校工，因此而不肯离开。
袁师母早前曾经入过理大探访学生，再入理大对学生表示关心，并说服他们离开，会否遭到反感呢？袁师母坦言，“我不是很强烈地感到他们对我反感，但是他们又不是完全接受：你来就是权劝我们离开？”她没有一进去就劝说人离开，而是进入饭堂坐坐，有吃的一起吃点东西，聊聊天，彼此有了信任后，她才开始她的方式的劝说。
“我很尊重他们自己有一个选择，他们慢慢会说不走，或者自己想办法离开，他们也都会通知我。我不觉得他们很抗拒我，但是如果一些比较陌生不认识我的人，他们还会有些抗拒和敌意，甚至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感觉，‘你来减少我们的人数’。我都认同，因为这个是必然现象来的，1000个人你叫了100个人走，就剩下了900。如果你再叫100人走，又剩下800。他们的感觉和认知是真确的，我相信，要接受也要体谅。”
当最后都是用人数来确定走还是不走时，她相信，除了大家交流各自的思维外，不可勉强，同时，陪伴亦变得非常重要。
有了信任 有人交代遗书和后事
“有年轻人讲了他们的遗书在哪里，也有年轻人说，‘如果我离开了，比如我用水路离开，如果我浸死了，请你通知谁’，也有人同我讲，‘我不走，最后会怎么样怎么样’，讲定怎么样怎么样给我听，也都有人想到走的方式，会同我隐约地讲一讲，因为不可以讲的好明显，他们都很怕我讲给别人听。”
袁师母进场时，需经过警方的准许，这也令里面的人无法完全信任她，甚至有人怀疑她是警方的“卧底”，来帮警方做事。但她相信，随着时日的推进，当陪伴他们到第九日时，“我相信他们是无敌意的”。
她说，最担心警察冲入学校，当然年轻人受伤或被捕是不应该的事。如果大家在冲突中，情况一发不可收拾时，警方忽然冲入来，情况则不由分说。“我最不想出现的景况就是，警方在冲突已经平静后，忽然冲入到大学里面。”
当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离开理大，当11.29理大解封后，一切都平息落来。面对处理结果，袁师母苦笑“不安乐的安乐”，“安乐的是因为事情都告一段落，不安乐是在过程里边行成了更深的仇怨，处理的方法不理想不恰当。我认为冲突完了，警方应该撤退，学校应该给学生和校方来处理。”
她透露自己有一个发现，她亦有在中大冲突时探访过学生的经验，“我发觉理大的校园被破坏的严重程度大过中大很多。”她认为，从破坏程度看，表达了学生对理大学校的愤怒和不满。
“我觉得这个不是警察跟学生的事，不是警察跟示威者的事，其实也都很重要。是学生同学校，特别是同校长的事。”她感喟“不单止用了这个地方（理大），也的确是破坏了这个地方，而这种破坏表达了学生对校方代表——校长的不满。”
同时，她质疑有些地方的破坏极不合理，非学生所为，比如一些房门门锁被破坏。“有些破坏究竟是不是学生做的呢？因为我看我都走过七八间学校，虽然我无真凭实据可证明哪些破坏另有人所为 ，但我很肯定有些破坏不是学生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