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毛泽东与“副统帅”林彪接见共军官兵。（网络图片）
毛生前有天文数字的存款
2004年12月12日，在广东省乐昌市我叔叔家翻阅旧报纸，我意外看见了一篇文章：《关于毛泽东稿酬的争议》（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老人报》2004年11月18日第6版），得知毛主席生前有天文数字的存款，2003年7月才解密的。我非常惊讶，难以置信。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比如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党史博采》杂志（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2004年第9期《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幕》、《党史文苑》杂志（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2004年第5期《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我终于确信：
毛主席在1976年的时候有大量私人存款，并且存款量超过了足以令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穷困的十亿以上中国人目瞪口呆的7600万元，其中7582万余元，是毛主席假公济私、瞒天过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开户存放的，以“毛泽东”之名开户存放的八九十万元，不足毛主席全部私人存款的百分之一点二。
1976年九亿中国人贫穷 毛私人存款惊人
毛主席在1976年就有超过7600多万元私人存款，是非常惊人的，比之2006年、2007年的7600多亿元私人财富，还要惊人得多，因为2006年、2007年有十亿元以上财富的人家多了去了（2006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原毛泽东统治区范围出生成长的中国人，第一富人张茵有财富270亿元；有财富10亿元的陈忠孝、朱永兴等44人，仅得并列第325位。2007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有10亿元财富的陈零越、朱永兴等68人，只能并列排在第654位），而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统治下的九亿多中国人中，有十万元以上存款的人家恐怕只有毛主席一家。在非常贫穷而又仇视私人财富的毛泽东统治区，毛主席居然拥有那么多私人存款，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也实在太惊人。
民国“小南京” 人均存款不到毛的一千万分之一
鄙人家乡广东兴宁，历史上并不是闭塞穷困之地，而是富有经商传统的文化之乡。清朝末年，现代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参加该会的兴宁籍留学日本学生多达14人。中华民国政府时期，兴宁被誉为“小南京”，外地则有“无兴不成市”之说。1976年终，兴宁县有838322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622.4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九，人均7.42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1976年兴宁全县农村信用社社员储蓄154.9万元，农村人口778114人，人均1.99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三千八百万分之一（<1/38000000）。
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毛主席死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1976年人口492764，个人储蓄存款余额124.9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一点七，人均2.53元，约等于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三千万分之一。1976年凤阳全县农村储蓄存款余额22.9万元，农村人口448515人，每人平均存款0.51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亿四千八百八十万分之一（<1/148800000）。
元帅大将家乡 人均存款不到毛的一千四百万分之一
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更公正地说明毛主席存款量的惊人，扩大范围比一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十大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以及不在将帅之列的中共最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25人出生成长的家乡，分属现在的7个省2个直辖市22个县（四川仪陇、乐至、南充、广安，湖南湘潭、桑植、衡东、会同、永兴、湘乡、长沙、宁乡，湖北黄冈、黄陂、麻城，山西五台，广东梅县，海南文昌，江苏淮安，重庆开县、江津，上海青浦）。
我又到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上述22个县的县志，发现其中9部县志既有1976年的个人储蓄数又有人口数，9县合计7224608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3751.1万元。9个县个人存款总量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四百万分之一。下面是这9个县1976年的人口、个人储蓄余额数据：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624万元；刘伯承家乡重庆开县，人口1252080，储蓄余额239.3万元；陈毅家乡四川乐至，人口795401，储蓄余额382.3万元；徐向前家乡山西五台，人口287256，储蓄余额499万元；粟裕家乡湖南会同，人口277162，储蓄余额100万元；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人口885686，储蓄余额610.5万元；罗瑞卿家乡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储蓄余额234万元；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人口1113555，储蓄余额538万元；陈云家乡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储蓄余额524万元。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家乡的史志，没有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3县人不能参加上述与毛主席比金钱的集体。三县相近年份的数据为：朱德家乡四川仪陇，1975年人口740171，储蓄余额161万元；周恩来家乡江苏淮安，1978年人口1093589，储蓄余额453.8万元；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1977年人口1215781，1975年储蓄余额421.63万元。从上述数据，可以估算出三县1976年人均储蓄存款不足3.5元，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二千一百万分之一。（人口按每年增加1%估算，1976年人口3023358；四川仪陇、广安1976年储蓄量，按1975年上升10%估算；江苏淮安1976年储蓄量，当作1976-1978两年时间才上升10%进行估算。这样估算的储蓄量1053.44万，只多不少。）
在1927年湖南秋收暴动之后，1949年进驻北京之前，毛泽东曾经长期住宿过的地方有三个：江西瑞金、陕西延安、河北平山。
由于在延安、平山史志上找不到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我想让三块中共革命圣地人民联合起来与毛主席直接比金钱，就比不成了。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1976年，江西瑞金有408619人，个人储蓄余额292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主席个人存款的百分之四，人均7.15元，只有上升百分之六点三以后才能与毛主席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打个平手。延安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公社化至文革前45元，“文化大革命”时期52元；平山农民集体化以后1956年至1976年人均年度收入，最高68元，最低29元。延安农民的纯收入，其实未必都是钱，也许是难以兑现的账。参见本书1.3.2《延安农民的穷困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现在中国大陆各地都已经编纂、出版了现代版县志，有心了解1976年前后当地人口数及个人储蓄余额的人，到当地图书馆去查阅本地史志即可。
毛鼓吹越穷越光荣 自己却是超级特大富翁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就是当时最精辟、最形象的政治语言，高度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如果想逃出奴在身的集体经济制度和奴在心的社会思想环境，那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农民逃出毛主席创造的人民公社体制管束下的奴隶地位，可以种植、养殖致富自己，那是毛主席死了若干年后的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穷困至极的畸形社会主义社会，以大公无私著称的无产领袖毛主席，实际上却是绝密地拥有高出一千多万人的私人存款联合起来的超级特大富翁，实在太惊人。形象一点来比喻，毛主席就是毛泽东统治区里如同大型食蚁兽站在亿万小小蚂蚁中的惊人超级特大富翁，体型差别实在太大。
穷别人是好事 可不能穷毛主席及其身边的人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说穷是好事，是政治表演，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越穷越要革命。
但是，读者必须记住，穷别人是好事，可不能穷毛主席及其身边的人、家里的人，参见本书1.4《毛主席的富豪行为》、2.10《毛主席后辈的天堂生活》、2.11.1《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天堂生活》。如果从“越穷越要革命”反推回来，富翁毛主席早就不要革命了，他只是尽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已。举例而言，1959年毛泽东人祸大饥荒已经显现，但是毛主席不但打到了忧虑民间疾苦、反映民间疾苦的彭德怀等人，还开展了无中生有、祸国殃民的反右倾运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结果使毛泽东人祸进一步恶化，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