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台观选的香港“反送中”抗争者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图片来源：自由时报）
【看中国2020年1月18日讯】几乎所有数得出的朋友都来了台北。媒体界的朋友带着采访任务来，没有采访任务的自己创造了任务也来了。学界的朋友带着一团一团的学生来，四处拜访需要拜访的人和机构。政界的朋友依旧如上一届选举、太阳花运动和大部分台湾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样，带着自拍杆来了。刚走马上任不到半个月的新区议员们，组了个团来。
走在凯道听到广东话。走在竞选总部听到广东话。走在西门町听到广东话。走在华山文创区听到广东话。
都说香港的事情给这一次选举带来巨大的影响。蔡英文原本岌岌可危，要不是香港这一次运动，她的民望都不会回升——这个说法似乎成了普遍认知，但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可信的民调证明或者证伪这一点。
但是至少香港人明显是对这次选举非常在意的。台北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香港运动的痕迹。在台北地铁站外，有穿着full gear的黑衣人举着牌子，对台湾人说“我们只能示范一次”，照片传得全网都是，显然，说的是一国两制。在每一个景点许愿留言的地方，在布满了涂鸦贴纸的路边墙上，都能看到香港人留下的心愿。在文创区逛街，卖笔的小店给人用来试笔的纸上，写满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蔡英文的凯道造势之夜，光内场就至少有三面黑色的光时旗帜，外面更多，香港人会循旗而去，盘踞在旗帜下面，整晚其他需要喊口号和互动的其他时候，他们相对更安静，而当荧幕放出跟香港有关的影片、苏贞昌把美丽岛和香港运动的照片放在一起打出来时，场内各处传来了几团节奏不一样的齐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民进党在选前浓墨重彩地渲染香港故事是可以想象的，而香港人对于这次选举近乎切肤之痛的关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我们那么关心这个选举，所有人都要跑来看呢？我和好几个香港人、台湾人聊过这个问题，大家都各有想法，但似乎没有理出一个思绪清楚的答案。
我猜想当中是有某种面对一个共同的、巨大的阴影时，那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情绪的。民进党这次的宣传策略“吃了香港的人血馒头”这种论述，大众并不陌生。但关键在于，很多香港人并不在意。民进党哪怕就是“吃了人血馒头”，又怎么了呢？香港目前面临的痛苦局面不是他们造成的，而这件事哪怕给绿营做一点应用，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更大的伤害了。而从更实际的层面考虑，只有不让一个亲中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在台湾执政，才能保证那些可能需要撤退的、需要这个大后方的抗争者，多一个可能的庇护。绿营执政的台湾未必算得上香港彻底的盟友，但至少让香港人正在抵抗的那个庞然大物多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另一个令人哀伤的事实是，曾经那些在香港理所当然的自由空气，需要来台湾才呼吸到了。一位香港人朋友戏称，香港人来到台北后都“疯”了。他们不戴面罩地自由喊着口号，警察也不会对他们呼呼喝喝甚至做更多，摄影者发现在人群中拍到人脸不会被人训斥，生活好像又重新变回了以前自然、舒展的样子。这些曾经在我城的自然而然，如今都一去而不知何时能返了。
在整个关于选举的观察和讨论中，香港人对于自我的“在场感”非常地高。我也遇见了一些私下来观选的中国自由派朋友。他们也聊选举。区别在于，中国朋友的讨论兴趣在这次选举的宏观与微观政治中，蓝营与绿营、统独之争、民调、韩国瑜热潮等，一如既往地带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都共享的那种特点：喜欢讨论各类时政；而很多香港朋友，无论从哪里出发，聊天的落脚点最终会回到选举中的香港元素。
可以说是香港人ego很大，但是，这样剧烈的改变和创伤，来到一个能够共情的他者之地，很难不去倾诉。而我从台湾朋友口中听到最多、最一致的一个说法是，看到香港的事情，内心真的非常难过，十分关注，但却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能够怎么帮忙。
选举结束之夜，我看见这样一幕场景：蔡英文在当天蛮早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胜选，庆祝的人群填满了民进党竞选总部附近。在会场拐角处另外一条街道的人群尽头，有几个full gear的黑衣青年在街道中间，站着的高举着两面黑色光时旗子，单膝蹲跪的立着几块牌子，上面印着几张警察暴力的现场图片，下面是一些说明的字句。他们就在那里几乎不动地举了几个小时。一些媒体、路人对着他们拍照，他们周围聚龙的人群时不时会喊出几声口号。活动结束后，他们就分立到街道两边，依旧站着不动。
离开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从他们身边经过，很多人停下来拍照，有的高呼粤语口号，有的大喊香港加油。有香港人聚集在他们身边，双手高举，一手伸出五个手指，一手伸出一个食指。这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意思。离开的台湾人未必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很多人伸出手，和那些手掌击掌。经过的不少不知是香港还是台湾的人，都泪流满面，还有一个台湾人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不停地带领人群用国语喊着：“香港加油！”而留在那里的香港人就回应：“台湾加油！”一唱一和，此起彼伏……
好多人说，这个画面很感动，而我内心却升腾起一股悲凉。一名中国朋友私下对我说，那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人，让她想起了两个字：“上访”。而我不知何故想起了在香港街头，展出着声讨中共的大字报但却鲜有人问津的法轮功支持者。中国从1999年开始禁法轮功，至今已超过20年。Jill Li在讲述广东乌坎村事件的纪录片中记录过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从乌坎流亡到美国的村民，在纽约街头举着牌子安静站立，呼吁国际关注乌坎，他身边就是一个光着身子弹吉他的美国人，正在唱一些反川普(特朗普)的歌曲。游客们路过，看看那位村民，有的跟他攀谈几句，对他表示关切，仅此而已，离开时也搞不清乌坎发生了什么。乌坎事件不再是国际新闻，他用一生去关注的议题成为世界上众多议题中的一个，乌坎土地、人的命运成为芸芸众生中的cold case，而他成了纽约第五大道最孤独的身影。
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的那一刻，恐怕是台湾对香港运动关注度最高的那一刻。而未来倘若运动终将无解下去，那这个议题、和不停诉说这个议题的人，会不会终有一天被日常化，被遗忘，甚至被厌烦？那些在街头如雕塑般站立的青年，到时或许将成为在国际到处上访的祥林嫂，或许将成为思想上的流亡者，或许就这样日复一日站立，彻底成为运动的幽灵。
如果台湾朋友再问我能够做什么，我或许会这样说，也不说什么物质支持，就说一点记忆与情绪层面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这一刻对香港的痛感，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哪怕更久，请不要对那些青年的存在习以为常，请不要停止与他们共情，请不要忘记他们，请不要让他们成为运动的幽灵。
（文章转载自Matters。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