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毫无犹豫地叫它“中共病毒”，请让我们以此，来记住那些枉死者，记住那些不知名的、被排除在“国家秩序”之外的“非人”。（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2月24日讯】联合国：“圣王专政”拯救了世界
关于“华夏式人道主义”的“道德正确”与西方“文化左派”的“政治正确”的相辅相成作用，其实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
东亚的天朝主义文人，在抨击“中共肺炎”的命名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时候，显然都刻意忽略了，欧美的“文化左派”也提出了类似方向的评论。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文化左派”的重镇“纽约时报”，就刊登过专文，特意引述 WHO 的说法，主张限制中国旅游是严重的错误。从他们的角度看来，对具有中国旅游史的人采取公卫上的风险管理措施，显然都是带有“东方主义偏见”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精神污染”，都是“种族歧视”。
“公卫上的风险管理机制=种族歧视”，美妙的“美式文化多元主义”，准确地呼应了台湾天朝主义艺人的“华夏式人道主义”。
马英九的好朋友、前大法官苏永钦说：“谁又敢说，从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到卅几个大城半封城，武汉八天建起火神山医院，将来不会被记录为社会主义体制对人类的特殊贡献？”
美国的“文化左派”，会如何看待“儒官集团”这些典型的“圣王专政优越论”呢？
过去，许多人都已知道：西洋的“文化左派”，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的隐蔽共谋；但这样的认知，今日看来也显得落后于现实。当下的西洋“文化左派”，不仅是鼓吹“中华型全球化”的“达沃斯左派”，还更是悠游徜徉在“圣王专政全球化”时代氛围中的“天朝主义左派”。
也在这里，从天朝权力集团宣布武汉封城以来，我们就不断看到类似的吊诡图像：一方面，从 WHO 到其他的欧美“文化左派”，都反对任何国家限制中国旅游的防疫风险管理措施，但另方面，他们却极力嘉许天朝权力集团内部的“封城”处置，认为是当代防疫工作上的“最佳实务范例”。
乃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可以直接引述 WHO秘书长谭德塞的说法，来表明：正是由于天朝的“圣王专政”，才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同样加入了“国际儒官社会”的行列，盛赞天朝权力集团“为控制中共肺炎并避免其蔓延，已做出巨大和非凡的努力”，国际社会需“避免在应对疫情时出现污名化的情况”。
这些吊诡，隐微地透露了“华夏式人道主义”最奇妙的地方：恶行是绝对与“圣王专政”无关的，定然是“蛮夷”不接受“圣王的礼乐教化”所致。
因此，从“华夏式人道主义”的视角来说，台湾人必然是误解了，“武统”也不过是“以德服人”的另一种手段罢了，何须谴责？事实上，“武统”还是需要需要赞美的“王者德性”。
对台湾的天朝主义政客，这是另一个显明的例证，表明了台湾的“贱人民主”，无法理解“儒官集团”所知的“天朝官员素质”。也是基于这种“帝国的理由”，台湾的“儒官集团”一向认为，应该彻底取缔台湾所谓的“自由民主”，也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儒官集团主导的贤能政治”。
没资格成为“国家统计数字”的“非人”
即便如此，假设要真的按照“华夏式人道主义”的自我理解，来说明当下的诸多人间事态，显然还存在着更多“不便提及的真相”。
在网络的某处，曾经浮现过这样的报导：
“美国从武汉撤回侨民1000多人，其实70%都是当地的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这些人大都是非富即贵的高等华人，但是入了美国籍，那就是美国人，就会受到美国公民的待遇。当美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安排在安大略州飞机场降落并观察隔离时，意想不到地受到当地华人群体的坚决抵制，因为他们怕这些侨民传染他们。而当地的美国别人呢，却积极提供帮助，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中国大陆人，某些海外华人恶毒地对待华人同胞的事实，说明中国人口头的血浓于水、炎黄子孙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是多么地虚伪和荒诞。”
我们或许不难意会到，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内在于“华夏式人道主义”的某种“中国特色”。但要如何来说明“华人远比他人更歧视华人”的“华夏式人道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华夏式人道主义”的自我吊诡性质，对它的自我否定性质，似乎还缺乏了足够清晰的认识。
“大道废，有仁义”：一个“道德选择”，如果无法削弱损害人性与人道的恶性循环，却相反地助长它，就构成了某种对“道德经验”的滥用和误用——而儒官集团和儒教文人，从定义上来说，“自古以来”就是擅长“道德勒索”的社会群体。
暂时，我也只能说：即使不谈古代的老庄学派，当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天下帝国就是瘟疫”，“天下帝国自身就是瘟疫的最终庇护所”，最“人道主义”的事情，莫过于首先去拒绝“华夏式的人道主义”——那种以“尊王攘夷”的“圣王专政优越论”为本体，以“君父权威的面子”为理由来实施“情绪勒索”的“华夏式人道主义”，那种主张将台湾排除于 WHO 之外，正是落实“天经地义”的“大一统帝国神学”的“华夏式人道主义”，那种主张“口罩送中国、留岛不留人”的“华夏式人道主义”。
然后，请记得一个基本的实情：与 SARS 时一样，这次中共病毒灾异中去世的许多人，都不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之内。
请毫无犹豫地叫它“中共病毒”，请让我们以此，来记住那些枉死者，记住那些不知名的、被排除在“国家秩序”之外的“非人”——他们陨落的生命，甚至不具备成为一个“国家统计数字”的资格。
请不要用“新型冠状病毒”这类看似“中性”的科学命名，去遮蔽了我们的时代悲剧背后污秽的权力构造。这种回避“历史现场”的婉转修辞，不仅是典型的儒官集团“正名论”统治术，尚且还是对无辜丧失的生命最深的污蔑。
（文章由《民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