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韩国街头，民众戴口罩防范中共肺炎。（图片来源：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2月27日讯】中国错失了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刚爆发时将瘟疫管控在一地的黄金时机，最后导致疫情全国大爆发，现在全球大爆发也已经开始出现。疫情对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冲击有多大，现在还难说，但肯定不小。因为疫情要取消行程无法见到至爱的恋人、因为中国供应链断裂无法完成订单陷入困境的公司、因为要隔离而无法上班的员工、还有在世界各地感染了中共肺炎甚至失去生命的受害者，他们受到的身心损失，要由谁来负责？
中共肺炎失控，不是意外不是天灾，而是由中共极权体制导致的人祸。这样的祸害，在中共建政后，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的其中一个成名作，便是研究饥荒的政治与制度成因。他的结论是，在民主体制下，无论多穷，都不会发生饥荒。独立后的印度，便是一个例子；相反，在一个封闭集权的体制下，无论你的政府在平时多有效能，都会不时发生类似大饥荒的灾难。他在一篇讨论到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文章便清楚表示：
“（大跃进饥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政府无法掌握到底发生什么事，也没有在民主社会惯常的公众压力迫使政府转变政策。故此，大跃进政策的错误在恐怖饥荒持续三年也仍然继续。国家内并无反对派，也无批评导致灾难政策的声音。资讯封锁与新闻审查令政府官员也被自己的宣传瞒骗，竟然在饥荒中也相信国家米粮供应庞大。”
这次中共肺炎不是饥荒，但这次瘟疫危机刚爆发时封闭的政治体制与舆论审查让领导人无法正确掌握疫情，被自己的宣传欺骗，误以为疫情已经受控，结果导致大灾难，这一串发展却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形成，有不少相通之处。这样的灾难发生过一次又一次，中共却无吸取教训继续犯错，中共导致这次全球危机，其责任十分明显。
中国政府对于自己为世界带来这场灾难并没有歉意，反而开始批评发生大爆发的别国的防疫措施比中国差。例如《环球时报》在上周日（23日）的社论“我们担心，一些国家防控行动有点慢”中便说：
“（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目前越来越重视疫情接下来的风险，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中国前段时间中等疫情省份的防控水平。令人担心的是，上述几个国家目前的防控措施有可能是不足的……温和的有限防控很可能挡不住该病毒的肆虐，这几天它们或许就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继续扩散。”
中国防疫一团糟，造成中共肺炎在全球爆发，现在反过来批评被中国拖累的国家防控不力。但同时中国官方，又攻击对中国严厉封关因此成功阻挡病毒大规模蔓延到本国的美国和台湾等反应过度、排外和种族主义，好像全世界的防疫不是过火便是不足，只有中国的是刚刚好。面对这种言论，我们很难不用“无耻”一词形容。
可以想像，只要疫情在其他国家继续恶化，中国疫情在政府操弄数据之下看起来在改善，那么中国的官方喉舌将会继续指责外国防疫不力，甚至反过来抵赖外国疫情影响到中国。各国要防止被设陷成为替罪羊，必须要对这种混淆视听的恶人先告状言论反击，唯一方法，便是时刻厘清这次中共肺炎全球大爆发的祸首是中国的极权体制。各国政府和人民，更应开始向中国索偿，赔偿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这样不单能避免自己被曲解为疫情全球爆发的责任人，也能迫使中国问责，有助防止再出现同样危机，实在是百利而无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