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3月12日讯】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表示，中共强摘器官系统邪恶且早有预谋，这台死亡装置似乎享有中国的最高支持。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3月10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罗伯逊（Matthew Robertson）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收集了中国300多家医院的相关数据、中共内部讲话、通知、临床医学论文等资料，查证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的验血和医检等证据，报告说，中共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等群体身上，以非法获取器官是最合理的解释。
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表示，这份报告内容翔实，给中国器官强摘的议题提供了一个支点：“这种骇人的、纳粹式的行为现在成了主流，特别是对那些异见份子”。
据中共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报导，中国（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2019年11月26日宣布，2018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量和移植手术量均居世界第二位，器官移植手术量突破2万例。2016年5月，国家卫健委联合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建立了以民航、高铁为核心的低成本、高效率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工作机制。2019年，已有22家航空公司开展了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活动。
为了3年后的2万例器官移植，中共调动国有运输系统建立快速通道？真的只有2万例？这些器官又是从何而来？
史密斯议员指出，尽管缺乏可靠数据，但外界估计全中国每年的商业化器官采集在6-10万之间，而全球通过合法医疗方式获得的器官移植只有10万例左右。
该报告显示，中国至少有173个医疗机构进行移植手术。2000年后，中国器官移植量迅速递增，中国西南一所军医大学外科医生形容其速度如“雨后春笋般增长”。2000-2004年的4年内，中国的肾移植手术上升超过5倍，肝移植增加近20倍，心移植10多倍，肺移植近25倍。中国的肝移植器官可以在24-72小时内进行急诊移植，或仅需等待数天或数周，这暗示中国有以血型分类的活体肝脏库，可按照病人需求供应。
独立机构——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曾表示，器官采摘为中国器官市场创造了10亿美元，吸引了中国国民和外国人前往。
据悉，一块肝脏的售价为约16万美元。
中共移植迅速增长的解释反复无常。2006年前，称器官只来源于志愿者；之后改称来自死刑犯；中国司法改革使得死刑犯数量不断下降，当局又在2015年正式废除使用死刑犯器官后，说公民自愿捐赠是主要来源。
史密斯表示，巨大的器官移植规模离不开中共最高层的政策支持。
“用于器官移植的庞大基础设施和医疗人员配备，早于中国计划使用自愿捐赠系统，看来这个体系是邪恶而且早有预谋的，这台死亡装置似乎享有中国的最高支持，”他说。
罗宾逊研究员指出，中共强摘器官的对象从访民到乞丐无所不包，以良心犯为主，包括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等。而镇压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郑树森和王立军，都在器官移植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法轮功学员于溟表示，他在遭中共关押期间多次被抽血，甚至抽骨髓。警察威胁说，要用他的零件（指器官）做贡献，或许是因于溟有轻度脂肪肝等身体上的不良反应而逃过一劫。
此后，于溟曾走访多家中国器官移植医院，并用微型摄像机记录下所见所闻，以及器官数量和价码。一位北京律师曾对于溟说，气功修炼者善于做呼吸锻炼，他们的器官更为优质。
史密斯议员表示，证词、移植手术的数量、短暂的等待时间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器官来源于活人，他们被像牲畜一样对待，留着一口气，直到配型成功。
“讽刺的是，信仰犯因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更好的器官捐赠者，”史密斯说。
中共近年还对大批维吾尔人进行验血、DNA检测、用火车运送到内陆等种种行为，让罗伯特担心，维吾尔人会成为主要的器官强摘器官对象。
逃出新疆集中营的米娜•图尔松（Mihrigul Tursun）表示，她被多次验血、注射不明药物，虽然她本人未被摘取器官，但是她邻居的儿子在集中营死亡后，其父去看望尸体时只能看到脸部，父亲怀疑儿子的器官已经被拿走。
1996年，时任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等人，就曾出席美国国会就有关中国政府强摘人体器官问题举行的首次听证。当时，遭中共强制劳改19年的美籍华人、人权活动人士吴弘达，以及两位中国医生周维彰（zhou weizhang，音译）和钱晓江（qian xiaojiang，音译）在国会作证，他们表示，器官拥有者有时会被直接杀掉，有时会被做手术。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郭丹青表示，人们不愿意相信器官强摘，就像一开始认为新疆集中营“绝不可能”，而强摘器官更显得危言耸听。
郭丹青强调，罗伯逊的报告是一份严谨的学术分析，负责任的人权工作者和记者不应再对中国的器官滥用视若无睹； 美国政府可以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国相关官员，必要时甚至可做出宪法性的努力。
“维吾尔族人权项目”对外事务主任格蕾乌则提出三方面建议：（1）医院和医学期刊可考虑禁止与器官移植行业的中国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培训，拒绝发表他们的论文；（2）生物科技公司应考虑其产品被中方用于何处；（3）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应重新审视与中国（中共）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