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琵琶亭白居易石像。（网络图片）
白居易是一位杰出的唐朝诗人，他的诗歌闪耀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整个历史，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不管是《长恨歌》、《琵琶行》，还是《卖炭翁》、《忆江南》，这些名篇我们从小耳濡目染，在记忆的深处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可以说，白居易的诗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
可是，随着我们对史料的不断解读，逐渐走进那个历史上最真实的白居易，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发现，白居易最引以为豪的，不只是他的诗歌，更多的在于他在法学研究上的成就，但是由于他的文学光辉过于璀璨，白居易影响一时的法律思想就稍显黯淡。
本着对史实的执着追求，今天，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走进那个在古代法治领域踽踽独行的斗士，还历史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白居易。
宦海浮沉的唐朝最高法官
法律与政治，一般是不分家的，白居易与法律正是在他仕途中的政治梦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生于中唐代宗大历七年，德宗贞元十六年第高郢榜进士，贞元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历任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宪宗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以后又任刺史、太子少傅等职。
在他生活的75年中，李唐王朝由安史之乱引起的衰败仍在发展，长期兵连祸结造成的社会动荡日趋严重。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中唐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白居易显然也不例外，白居易官终于刑部尚书，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可谓是唐朝最高法官了。一生中，白居易曾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官场的浮浮沉沉，使诗人对唐代的律令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
并且，尤为使人称颂的是，他在法律思想方面的议论丰富而精辟，许多言论是发前人所未发。可以说，这些法律思想对于中国法制的发展，特别是唐朝律令的发展，许多都借鉴了白居易的思想，其影响力遍及整个封建法律的历史。
礼法结合“刑”为先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有一大独有的特色，就是“礼”与“法”的结合，及强调法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更重视道德的力量，即所谓的“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道德的力量更重于法律的力量，这是古代社会实施“人治”的重要理论基础。
唐朝把德主刑辅奉为法制指导思想，纵观历史，很少有人对此思想提出质疑。然而继承了儒学思想的白居易从唐中期社会政治形势出发，却提出了“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思想，主张刑与礼应交替作为统治的主要手段，把“法”上升到与“德”相同的地位。
白居易曾对“礼”与“法”的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白居易认为，法律只能禁止人们为恶；礼教只能防止人们产生不良情绪；道虽然能使人修身养性，却不能禁止人为恶。所以各有各的用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人的性情，达到治国安天下的目的。
所以，用普通农民的农活打比方，刑罚法律用来开荒，德礼教化用来种植，而道德无为用来收获，用处各有不同，在不同形势下应分别应用。
既然治国如农耕，法律是开垦荒地的利器，自然而然地被放在就是治国中的第一位，这就有别于传统的礼法思想。
传统的理论都讲“出礼则入刑”，礼教与刑罚虽各司其职，但也是“先礼而后刑”，而白居易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像法律这样的“丑话”应该说在前头，强调刑罚对于推行教化的作用，刑罚被当作是施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礼教沦丧要靠刑罚来拨乱反正，而礼教复归也靠刑罚来推动。
这样强调“法治”的言论竟然是从一个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诗人提出的，这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也是白居易法律思想的独到之处。
提高法学地位 多培养法律人才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朋党倾轧和宦官专权，使唐王朝固有的法律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虽然唐代前期设立各项制度，订有种种规定，但到了此时，均已基本形同虚设，士大夫普遍轻视法学，视为刀笔吏术，司法人才奇缺，认为从事法律行业有辱身份，进一步导致社会法治的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有见识、有远见的士大夫提出了匡救时艰、改革弊政的主张，认为首先要提高法学的地位，选拔法律人才。白居易正是该观点代表人物之一。
白居易认为，当时国家政府威信扫地、百姓道德沦丧，是“朝廷轻法学，贱法吏”的缘故，要改变这样的乱局，必须更加重视法律的作用，要想让法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就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推动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
那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白居易认为，应该“悬法学为上科”，提高律学生的地位，提高明法科举士的地位。
也就是说，要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加大法律内容的比重，通过这种形式，使整个国家的人才更加重视学习法律。同时提高法律职业的升值空间，让当时的法律专业毕业生，也就是明法科的士子分配到更好的岗位，使更多的优秀人才涌入法律行业，这样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都会有极大的提高。
诗情话法律 更添无数精彩
白居易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关注广大的平民百姓，切身体会民众痛苦，力举革新，努力替国家分忧，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天下着想，替苍生祈福。
智慧要求白居易飞升，而生存、发展所依附社会状况却一次次地将他拉回现实，这就是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所说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吧。正是关注民生、报效家国的伟大情怀，成就了白居易的法律思想，这种思想超脱于法律之外，形成白居易独特的文化精神，成就了千秋的诗情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