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重庆沙坪坝旧址。（网络图片）
提要：国立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罗家伦是天生的大学校长。1932年，罗家伦发表题目为“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认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偶尔看到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写的校内日志，读来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师大成为全国重点大学时，这所学校不是重点大学。这所大学的老校长在国家教委门前的雪地里坐了一夜，才侥幸与北大北师大一起办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访华的时候没有去过这所大学，尽管他的论文中曾经数十次引用过这所大学天文、物理系发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论文。
——这所大学的学生不能确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国人尊敬。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风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长曲钦岳先生在校广播里致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学校的党委书记因为全校帐上只剩下5万块钱，不得不四处借款给老师发工资。
——这所学校20年前动工兴建的新校区到现在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用建筑工棚组成的阅览室。新校区里的很多建筑和景观都是历届师生义务劳动建设起来的，里面的一草一木，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
上面说的这所大学就是南京大学，我的母校。她曾经是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这就是她的原罪。（此处引用时对原文作了压缩）
“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这句话引发了我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兴趣。当了解了她的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之后才明白，原来她才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
1932年，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网络图片）
一、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
这里说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不是民国时期，是因为民国时期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北洋政府时期，首都为北京；后期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都为南京。前期中国的最高学府应当是北京大学，后期的中国最高学府才是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的近代校史肇始于1902年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几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见为南京东南大学，建校历史一般从1915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算起。南京东南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张謇、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士上书教育部后建立的。当时她是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司徒雷登曾称其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6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原由该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和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四所公立专门学校，在首都南京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5月16日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整个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中规模最大、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
如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创建国立中央大学的关键人物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绍兴人。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仅31岁。
1932年，罗家伦35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任职长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而罗氏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此时的中央大学是一个烂摊子。因为经费及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罗家伦原本不想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前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门力劝，“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相责”，出于爱国心，罗“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于是抱定“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勇气，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
罗家伦能够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同时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济南“五三”惨案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的“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罗是天生的大学校长。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认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他长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他为中大设立的目标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这些国立大学里的一流大学。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他以柏林大学为例，当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仑的军事挤压时，一代学者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贡献綦大而影响深远。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他为国立中央大学撰写的校歌歌词为：“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并从歌词中取出“诚朴雄伟”四字作为新学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守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充门面，“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就是无惧无畏的气魄，改变中华民族柔弱委靡的颓状，善养吾浩然正气，男子要有雄风，女生须无病态；“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诚朴雄伟”后来被定为中央大学的校训。
适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罗家伦激励中央大学师生学习柏林大学前辈，“建立有机的民族文化”，保有独立精神，复兴中华民族。要引导师生回归到学术中去，校纪就不可松弛，为此他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
罗家伦本身是五四学运领袖，靠闹学潮起家，现在却反对学生闹学潮，且措施极为强硬，这恐怕是他对学潮的反思所致。此举确实耐人寻味。这让人想起五四运动时蔡元培对学运的态度。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一向抱有“成见”，所以五四刚过，立即请辞北大校长。因为他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蔡氏对于学生运动自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罗家伦现在反对学生闹学潮，与蔡元培自有一致处，不过他比他的老师更强硬。其中的是非当另作别论，但在由于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的中大，也确是“安定”学校局面的必要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