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全球爆发，谋杀的道德侧面问题。（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中共在武汉实施突然地强行封城后，由于武汉肺炎快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受瘟疫疫感染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来实施封城措施。都在封城对抗疫情。这样一件影响几十亿人的一个事件，无论各国政府出于何种善意的动机，我们都可以探讨封城带来的次生灾难。
本系列将从家庭，生死，科学，经济，信仰，真正的出路等方面来思考。
美国CDC（疾病控制中心）说采取封城只能够延缓疫情高峰期的延迟到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本文从人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大问题。
面对疫情各种措施背后的伦理学
这次疫情在全球爆发，在医疗设备和救助物质不足的情况下，带来了诸多的人伦道德问题。最近纽约时报有一篇题目叫《如果只有一台呼吸机，该给谁用？》，该文作者倾向于采用功利主义立场。其实作者把这个情况极端化了。这种看法可能是受一个伦理学的思想实验的影响，这个假说又叫著有轨难题电车。讲的是被恐怖份子劫持的一辆列车，列车在失控状态下行驶，列车前方轨道上被恐怖份子绑了五个人，列车继续前进就要压过这五个人。你是轨道操作工，你改变列车轨道可以将列车切换到另一个轨道上，挽救被绑在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可是，这辆列车能够被改道的另一个轨道上也绑着一个人。此时，你是选择什么也不做，让列车继续前行压过被绑的五个人；还是搬动轨道操作杆，将列车切换到另一个轨道上，碾压另一个轨道上被绑的那个人。
这个被称为“谋杀的道德侧面”(The Moral side of Murder)的问题，把一个恐怖份子制造的绑架杀人行为，堂而皇之转变成让普通人参与实施的行为，成为恐怖份子谋杀的具体实施者，还标榜成“维护正义”，给谋杀寻找“道德侧面”。
奇怪的是，在“谋杀的道德侧面”问题上，人们普遍关注的是，轨道操作工的行为是源于道德上的差异还是心理感知上的差异？并被称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把道德概念换成人的感受——幸福问题，轻松的将一起恐怖谋杀变成让全社会参与的事。因为披上道德的外衣，这一观点成为一种道德哲学（伦理学）理论，被广泛应用到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生态保护、环境污染等方面，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则。当然也被现代医疗行业采纳。既然面对恐怖份子都可以用这套学说，那么面对天灾，更是毫无顾忌的使用。今天，面对疫情，政府的政策就体现了这个。
武汉封城，到目前虽然没有人考虑去谈论进行封城的法律依据和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但很多人通过这场疫情看清了，那是中共为了自保，置生命死活于不顾，做的人肉盾。
随后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封城、堵路，驱赶、拦截武汉人、湖北人、以及那些发生疫情地区的人，阻挠这些想逃生的人。这些从疫区跑出来的人本以为自己是幸运的，逃出了疫情中心，躲过了瘟疫，但没想到他们正在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一劫的那一刻，却面临另一场无法逃掉灾难，各地把疫区出来的人当作病毒，用当年对付访民的方式对待疫区出来的人，谩骂、驱赶、抓捕、封门，疫区出来的人此时只得忙于奔命的，却有如丧家之犬无处安身，身心疲惫，更感到世态炎凉，自己于瞬间变成有如当年麻风病人一样，成了被人唾弃的疫情难民——真可谓在劫难逃。
整个社会都在被疫情撕裂中，让人看到跟病毒一样蔓延的是人们因恐惧而爆发的疯狂，社会正义被洗涤。更不可思议的是，整个世界都在以平和的方式逐渐上演着这么一场充满同样内容的剧情。
在西方民主社会，大家为什么能赞同这样做，因为这个政策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保护生命不被病毒侵蚀。大家似乎都不能反对。
时至今日，从人们知道的疫情暴发到今天已经超过百天，武汉封城到现在也超过八十多天，回头看看武汉——这个深处疫情源头的城市，会发现人还在。在面对病毒和各种非人道封城举措造成的双重危机下，很多人在劫难逃，有的是全家都被感染，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这些人不是被病毒感染，是因被封城后带来的生活困境，感到无助，或者是由此导致的其它压力，包括经济损失，而选择轻生，这个死亡数据目前虽然被封锁，但是人数是惊人的。
欣慰的是，在这个环境下很多人活下来了。
可能很多人没有设身处地去想，是在那么一个缺乏医疗资源、防护物质和生活物质，甚至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在那么严苛的环境下，生命顽强的活下来。
人们看到，有小贩为了生计，想各种办法，每天穿越一个个小区，冒着被抓、被打、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在小区围墙外贩卖物质；在市区内也有一直没有被封闭的小区，居民生活物质靠自己去买，但整个从小区没有发生疫情，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幸运了。
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母亲在封城后得了武汉肺炎，在封城的环境下，没有医院收治，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没有任何隔离措施情况下，只有靠自己家里人照顾老人，直到老人去世。但是他们家的其他人都健在，这是个奇迹，这绝不是个案。在疫情中心，很多家庭被感染，有的全家被感染，但也有很多家庭没被感染。只能感谢老天，上帝没有抛弃他们。
在疫情期间，中国大陆的医院确实存在救谁不救谁的问题，而这一做法在受到普遍诟病和谴责。就在此时，一些民主国家的媒体和医护行业也在公开谈论，医护人员该如何决定谁可以得到挽救生命的治疗，谁得不到。医生的职责是救人，但此时，在这样的伦理框架下，却在讨论救谁，不救谁，先救谁后救谁，用战场上救治伤员的理念拿到面对疫情的救治中，不仅忘记了自己“救死扶伤”的誓言，俨然把自己摆在神的角色上，充当起生命的裁判者——中国的阎王来了。
为了防御瘟疫，制订了各种封城堵路，隔离措施和政策，以及医疗策略。此时，不禁要问，面对天灾，你怎么知道谁是被保护，谁是被淘汰的；谁又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保护，谁应该被淘汰。不知不觉中，这些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已经把自己放在能改变别人命运，决定他人死活的地位上了。
此时，他们忘记了，在上帝面前，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人格尊严是平等的。俨然，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
政府一味地采取各种战时的策略，封城堵路，除了给人生活带来不便，人们还应该考虑，这些政策手段能抑制住病毒的蔓延吗。隔离不可能达到真空，那么，就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染，现在发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武汉一些超市、商场的工作人员有很多被检查，发现核酸检测是阳性的，而这些人在封城期间是保证生活物质销售的，有政府发的通行证的一类。那么怎么阻止传染。
这些政策也能带来不好的效果，对经济影响，给政府财政负担造成的压力。如果这疫情不是按照政策预先估计的那样演变，甚至持续更长，政府要背多大债务，这些债务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民众头上。这些政策如果不当，也会给整个经济、民生带来更多麻烦，人们常说次生危机，而政府的政策却是以疫情的名义实施的，把责任推到疫情。
面对这个世界范围的疫情，人们真应该去思考、去研究，为什么身在疫区，有人没被感染，为什么有人身上连病毒都没有。真能研究明白了，才能有效地应对病毒，抑制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