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保持社交距离的香港反送中集会(图片来源: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5月4日讯】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读过两篇至今难忘的小说——虽然已经记不得作者和出处。
一个是苏联的故事。斯大林时期作家伊万因为几篇不合时宜的小说,被克格勃的特工盯上。为了方便监控,特工甚至直接住进了伊万家里。为了羞辱伊万,特工从住进来的第一天开始,每见到伊万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愿意服从国家的意志吗?
嗅到危险气息的伊万从来没有回答过。他也不再写小说,但表现得十分顺从。每天按时做饭、煮咖啡,把特工当老爷一样供着。特工很满意他的驯服,唯一不满的地方就是伊万从来不说话。
在很多年后,养尊处优的特工死了。伊万把他的尸体和物品裹在毯子里,远远的扔了。临走他对着尸体说:
我不愿。
第二个是西班牙的故事。在弗朗哥军事独裁的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投笔从戎,组织了一些游击队进行反抗。
一个叫做胡安的年轻学生领导的队伍浴血奋战,坚持了数年,最后被政府军包围。游击队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伤痕累累的胡安一个人。
有个军官是胡安的朋友,不忍心看着他被打死,就来劝降,说了很多旧时的往事,希望打动胡安。胡安屏住最后一口气,只说了一句:
自由,或者死亡!
这是两个截然相反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殊途同归的故事。前者为了自由而苟活,后者为了自由而牺牲。都是为了自由,但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我不知道儿时不能读懂的故事为什么无法忘记——但它们确实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
在半年前,我在深夜中突然收到某个读者的信息。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因为在香港街头的举牌表达,出现在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回来后不出所料在看守所呆了半个月。我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希望让世界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并没有完全脑残。
我为他感到无比自豪。但他非常恐惧——从看守所出来后,他问我怎么办。我给他的建议是,立即动身,有多远走多远。你已经做出了力所能及的牺牲,剩下的,是好好活下去。
出于私心我希望这样凤毛麟角的年轻人能够保全自己的气节,避免死磕。虽然在我过往的文章中,写过无数的“天地正气、至大至刚”为了理想而殉道的人,但如果有时光机器,我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可能会给出不一样的建议。
是的,我觉得好人应该比他们的敌人活得更长。这个世界,哪怕死了千万的人渣,也未必就会变好;但只要失去一个好人,就意味着更坏。我们称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但这样的血,不宜多流。它的背后,更多的是亲人的悲恸、同道的锥心,以及人渣们至今都还得意洋洋的蔑视和偷笑。那五分钱的子弹费,是一种永世的难以消解的伤疤。
常态的社会中,往往是9%的逆向人渣,90%的墙头大众,还有1%的正向脊梁。当9%的人渣得势,就会形成逆淘汰的社会机制。等那1%的脊梁被消灭后,即便形势变化,正常的生态也很难恢复。我经常在想如果崖山之战中,那十多万最后华夏菁英没有自杀会是什么结果。宋朝和明朝同样作为汉人主导的王朝,仅仅相隔90年,但却可以说王朝气象完全是天渊之别。一个包容大度、气节卓然;一个特务治国,猥琐内向。90年亡国史足以让一个民族如此转向吗?
一个民族的菁英并不是韭菜,常割常有。他们往往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无数代人缔结出来的菁华。割完一茬,沉沦不知几世。
所以,我永远会欣赏慷慨赴义的胡安,但我更希望有几个苟且偷生的伊万。否则,黎明到来的时候,谁去守望最后的审判?谁又来做最后的救赎?
当年伍子胥的父亲得罪楚平王,即将被杀。楚平王召哥俩,想一起杀掉。哥哥对伍子胥说,作为儿子不能看着父亲死,我去陪父亲死;你好好活着,为我们报仇。伍子胥为此一念,去国15年,最终带领吴师,大破楚国,成为史上第一个快意恩仇,掘坟鞭尸的复仇者。
也许将来我们不需要掘坟鞭尸,但我们依然需要像伍子胥一样为了已经滴过的血好好活着,好好看着,见证复仇者归来的那一天。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