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纣为虐自食恶果，中共著名记者范长江自杀之谜。（网络图片）
历史嘲弄了他们，他们恐怕至死也想不清，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其实，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那一刻起，悲剧的帷幕就已拉开，一切都不可避免。
在范长江的生命中，记者的身份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在中共当代新闻史上，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红军”的人、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同时，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中共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吹鼓手变成苦劳力 范长江被专人监管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五七干校”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据史料显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五七干校”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练、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
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由于是第一批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虎落平原被犬欺 名记者遭大粪泼身
倪炳银，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
40多年的基层经历，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见证人。这次采访中，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他说，1969年春天来的500人全是北京的，其中就有范长江。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当时他定的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帽子所代替。
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500人分为两班。一班是300人，搞劳动生产；另一班是200人，搞基建。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主要是建房子。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
倪炳银告诉记者，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批斗会上被拳打脚踢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今年70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2日晚，夜已经很深了，但像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批斗会还一直在持续……
难耐巨大的压力最终投井自杀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那么重的思想包袱，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长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
据说，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中共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间。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新闻钜子以一个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记者本想到范长江罹难的那口井去看一看，无奈那口井已经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
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土质非常松软，没几锹就挖出来了。打开塑料布后，人们都惊呆了！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