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路党到了八国联军之役（1900年）的时候，就更为壮观了。（网络图片）
1841年1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半年之后，英军开始大举进攻林则徐销烟之地、珠江咽喉──虎门。尽管清军严密布防，依然一败涂地。
前后4次战斗，英军仅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击毙清军1300余人，俘虏1200人，清军主将关天培阵亡，另一名将领祥福被逃跑的自己人踩踏致死……这场在我们教科书中极为悲壮的战斗在洋人的记载中充满了搞笑的段子。
“……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炮台时，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平静地观看自己朝廷军队与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1]
“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1]
当时《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在英军军舰“费勒吉敦号”上观战，他写道：“……百姓到岸边，注视飞过他们头顶的炮弹……向正在炮击省城的水手售卖水果蔬菜，谁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2]
库克还是太年轻，不懂得大清自有国情在。
这种搞笑的场景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多次。比如在1842年7月同样惨烈的“镇江之战”中，清军水师和英军在长江激战时，岸边大批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聚集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并不悲伤反倒不时爆发出阵阵喝采声、鼓掌声、尖利的长啸声。
当英军登陆后，正为食物和淡水发愁时，镇江百姓争相将蔬菜、牲畜、粮食和淡水卖给英军。[3]
被渲染为民族英雄，在镇江战役中阵亡的满清将领海龄，一贯瞧不起汉人，在战斗进行中，都不忘记抓“汉奸”，随意处决他认为会叛变的汉人。镇江人写的《出围城记》记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当时被海龄以“锄奸”名义残杀的百姓甚至上万！城中百姓都希望英军早日破城。连他的主子道光皇帝接到奏报都看不下去，说“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4]
百姓对于满清的恐惧远远胜于英军，所以至死百姓都为英军叫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都以为“三元里抗英”那些民众是中国人的形象，但其实这才是。即便是三元里的故事，也不是因为保卫满清，真实的起因是因为当地百姓听到英军强奸女性的传闻后之后，才义愤填膺，投入战斗的。
即便如此，广东本地人“援英”的远远多过了“抗英”的。同样是三元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前后就有1200余人投靠英军，主要做向导、马夫、苦力等后勤保障，也有个别直接为英军冲锋陷阵者。连英军都认为这些广东人吃苦耐劳，“如果给予适当的训练和引导，绝对会是优秀的士兵。”[4]
在虎门战役中，林则徐就上奏，有很多老百姓为英军当带路党，“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使得英军轻而易举绕过复杂的珠江水道。不仅仅是在广东，其他地方的带路党也是此起彼伏。在宁波，“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在定海，英军在带路党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突袭；镇江战役中，英军“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5]
对于这种民心的反转，满清也是一脸懵逼，震惊不已。主政广东的琦善1841年2月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了带路党，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从不反思自己的施政有没有问题，只会视民如寇……谁才是寇，这很难说。
即便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京津地区，王化之地，带路党也是蔚为壮观。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当联军劫掠完毕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洋人正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联军走后，周边百姓一哄而上，把皇家园林剩余的东西哄抢个精光。”[6]
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橙精通英文但穷困潦倒，当时曾在英法联军中任翻译混口饭吃。因为跟洋人干活被骂为“汉奸”。晚清小说《孽海花》借助他的口（实为杜撰），对此回应：“我们本来是良民，上进之路被你们堵死，还被尔等贪官盘剥压榨，衣食都不全，你看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带路党到了八国联军之役（1900年）的时候，就更为壮观了。联军在天津登陆后，百姓发现这些洋鬼子并没有烧杀掠夺，反而还比清兵规矩。于是，当地老百姓受联军雇佣，用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士绅们甚至组织大量粮草劳军。据英军总司令格兰特的日记记载，有天津百姓甚至为了降暑，给联军送来窖藏的大冰块，一位天津粮商还把自家的豪宅腾出来给联军作为指挥部……
在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是天津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向北京运送物资。清兵一哄而散后，民众竞相扶梯帮助联军翻越北京城墙，堪称奇景。英军在带路党的引导下，直接抄近道从沙窝门的下水道进城，百姓并不畏避，皆在侧围观……
英国人在多次的战争中也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的“特殊国情”，敏锐的意识到中国民众“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7]
所以英国人在战斗中，往往是一边狠揍大清，一边张贴布告安民。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的时候，英军就发布告安民，说作战对象是清政府而不是普通民众，还号召广州人想一想谁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8]
1860年10月16日，决定焚毁圆明园的英军统帅额尔金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中文通告：“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9]
大白话很容易理解，我们烧圆明园是惩罚满清政府，跟老百姓无关，大家该干嘛干嘛。
区分政府和人民这一招，如今看来已经被美帝的某些爱洗碗的胖子学到了。
人民群众觉悟不高，深受皇恩的官员又怎样呢？答案是比百姓还糟糕。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留下的北京官员给联军司令部送了两面大锦旗：“万国咸喜”和“祝效华封”。“万国咸喜”比较好理解，就是喜大普奔、皆大欢喜，“祝效华封”语出《庄子･天地》，是人民为尧帝祝寿的话，意思是祝你多福多贵多子孙。
自家的国都被人占领了，作为官方代表居然表示大家都很开心，祝福敌军万寿无疆……这个操作也算是空前绝后了，老百姓带路党的那点事，与之相比简直太清纯了。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曾经对百姓助阵英军很困惑，问身边的翻译何至于此？翻译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当国家只是统治者的私产，民众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的时候，要求民众爱国是可笑且无耻的。民众可能大部分时候出于阶层的限制，显得无力而又愚昧，但是当可以选择的时候，并不愚笨。苟且偷生都是一种奢望，也就不可能会有舍生取义。特别是有人帮他们出拳解恨的时候，倒戈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年群众对夏桀说：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依我看，还是不要偕亡，因为不值得。爱新觉罗家的大清亡也就亡了，不值得可惜，但人民还得继续生活。搬出小马扎，坐在岸边隔岸观火，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史料索引：
1.《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译本）,（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
2.《中国与下孟加拉，1857—1858年》,（英）George Wingrove Cooke
3.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0年版
5.《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杨家骆主编，鼎文书局就，1973年版
6.汪康年：《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
7.《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9.《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