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大纪元资料室）
中共号称有9191.4万党员，有468万多个基层组织，光是党员人数就超过了世界200多个国家，足以排进人口大国前15名，可谓中外史上最大的政党。这个体量大得惊人的邪教“利维坦”，表面上凶神恶煞，气势汹汹，实际上在它身上存在着许多软肋和要害之处，这些要害可以归结为下述六大命穴:
一、“合法性危机”
中共政权无论在源头上，还是在七十年的统治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合法性危机，无论它釆用什么谎言欺骗和暴力恐吓手段，都无法掩盖和消解这一危机。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合法性，它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石，它推行的法律、政策和施政措施，就不具有任何正当性，因而是非法的，人民就有推翻它的正当理由。“合法性危机”就像魔咒一样死死套在中共的头上。我在前面的文章《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里有详述，这里就不多说。，
二、财政-钱袋子
把财政放在第二重要的位置，是基于两个原因:
①财政是维持中共政权运转的血液系统。中共无论是对内镇压维稳，无论是对外撒币搞金元外交，还是内部贪腐分脏，都需要雄厚的财力为后盾。例如，中共用于维稳的监控体系越搞越大，监控技术越来越高精尖，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去支撑，无论是什么资源，说到底都是钱。只要有钱，再庞大的体系都能运转，一旦没了钱，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断链，其它环节也会相继掉链子，整个系统就会停止运转。没有充沛的供血，再强壮的巨人都会倒下。
②财政具有刚性约束。中共一贯信奉毛泽东的“战天斗地”哲学，在它眼里没有什么是不敢干的，也没有什么是干不成的，所以世上没有什么规则能够约束中共无法无天的魔性，但唯有财政对中共具有不可抗拒的刚性约束。例如，中共的债务己达到创人类记录的天量，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债务将对中共经济产生致命威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中共可以将债务“数字化”，即将债务看成是黑板上的一堆数字，既可以修改，也可以擦掉。中共欠再多的债最后赖着不还，谁能把它怎样？所谓债务危机，是在讲信用的制度里才会发生，在不讲信用的制度里是没有债务危机的。这么多年来，每年底都有上万亿的到期债务违约，谁听到过有什么响动？房地产更是如此，泡沬己吹到创历史记录的规模，但对中共仍然没有致命威胁，因为中共可以用行政命令规定房价只涨不跌，或按政府允许的百分点跌(就像2015年股灾时，公安部副部长带队进驻证监会“救市”一样)，最后还有更绝的招——冻结房市交易，连交易都停止了，房价怎么跌？房地产怎么崩盘，所以，房地产也不是中共的命穴。但是，财政就不同了！财政涉及到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来维持政权运转、供养军队、收买走狗、笼络人心，这是糊弄不了人的。你可以将亿万债务一笔抹掉，可以将房价或股价冻结在某个区间，但你无法做到让成千上万个像张三、李四、王五这样的喽啰们饿着肚子为你卖命，这就是财政-钱袋子的刚性约束！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钱袋子对于中共具有性命攸关的重要性，所以中共对钱财的贪婪和掠夺世所罕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共陷入内外交困，中共对民间财富的掠夺己近乎明火执杖的抢劫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6000多家网络金融平台p2p的大爆雷:政府一开始就公开站台支持，用国家信用为p2p背书，引诱数千万富裕民众将血汗钱投进来，待骗进的钱捞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p2p属于非法集资予以没收，私下里释放各平台的负责人让他们拿点辛苦费出国潜逃，中共则将这些p2p的资产全部接盘，用移花接木式的手法，将十几万亿的民众财富直接洗进了自己的腰包！p2p爆雷是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最后一击，整个中产阶级被消灭殆尽。
2019年6月底，中共官媒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区(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的财政，史无前例地全部进入赤字状态，仅仅在一年前的2018年，广东、江苏、上海等六省市还有财政盈余，广东甚至还有上万亿盈余，现在连它们的钱袋子都全部空了。请记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它的含义比其他时刻的含义都重要。它表明，中共对民间经济“竭泽而渔”式的压榨己走到了尽头，刮地皮己刮到花岗岩层了，国内经济的造血功能己经衰竭。刚刚进入2020年，本来已经入不敷出的财政又横遭“武汉瘟疫”的袭击，经济呈断崖式暴跌，雪上加冰雹。接下来，中共如何应付庞大的开支而找米下锅，将是中共的头号生死问题。中共为了维持政权稳固，它必须要力保枪杆子(军队)、刀把子(公检法等)、和笔杆子(宣传+水军)的忠诚，要保证其忠诚就要不断提高他们的优厚待遇，这就需要大量的财政经费。当财政枯竭拿不出那么多钱时，中共唯一的希望就只能是加速印钞和境外输血了。无限印钞会引发恶性通胀，稀释掉党卫军们的财富，会引起哗变；从境外输血，又遭遇资本外逃大大超过资本输入。中共就在这种二难的漩涡中挣扎，财政崩溃的到来就不可避免。财政崩溃的可怕在于，它是一系列连锁危机(如债务、房地产、通胀、金融、维稳、基层失控、政变等)的起点，因为财政是撑起整个政权的大树，这棵树一倒，树下的猢狲们就一哄而散了。
三、境外输血
中共的供血系统分为两个部分:A、国内财税体制，以压榨国内民众的血膏为主，这是供养中共机体的内循环；B、境外输血，主要包括以极低人工成本挣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外商投资带来的外汇收入等，这是外循环。外循环不仅向内循环补充新鲜血液，而且是调节和提高整个循环系统效率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当内循环出现衰竭时，境外输血的外循环就具有救命的作用。自2017年底美中贸易战开启以来，中共靠奴役性的廉价劳动力赚取外汇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国内投资环境的恶化和中共不讲信用的胡作非为，导致大量外资撤走，有些外资连资产都不要了，直接走人。此时的中共，就像一个作恶多端的老贼，不仅己进入风烛残年，而且还身患各种疾病:脑梗——用小学生做领袖，心脏病——党内权斗激烈，肺结核——只有习核心一种声音，肝癌——组织效率和活力趋零，糖尿病——机体循环机制失效，肾衰竭——全系统被逆淘汰机制主宰。特别是肾衰竭，由于逆淘汰盛行，血液里的毒素不断积累，必须经常做肾透析以过滤毒素。要维持肾透析就必须保证体外循环与体内循环的对接，肾透析一中断，离死亡就近在咫尺。香港是中共体外循环的唯一主管道，香港的输血泵是资本主义的型号，具有最高的效率和稳定性，没有比它更重要的输血管道了，换言之，香港的输血管道对中共具有生死攸关的救命意义。恰恰就在中共最需要香港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开始强推“国安法”，自己挥刀活生生的切断了这条维系生命的输血管！——这是天意吗？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精神病人的自残，但还没见过这样的自残:自残者完全处于幻觉中，当他在自残时，他还以为在创造一项“伟业”呢！美国出台的制裁法案，如果坚决按照“三脱钩”的方向展开，即:贸易脱钩、美元与港币脱钩(港币是人民币的“承兑汇票”，即人民币在境外融资的马甲)、美元结算体系(SWIFT)与中资银行脱钩，那么，中共经济立马就被打回到1979年濒临崩溃的原形。所以，我一再强调习近平将在香港赔光他的政治老本，其依据就在这里。
习近平从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因为他对经济一窍不通，即使是，算政治账，他也只能停留在梁家河大队会计记流水账的水平上作加减计算，稍微复杂一些的高阶运算，如带入变数的连锁反应，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经济问题如何嬗变为政治问题等等，他就两眼抹黑了。习近平和他的“经济智囊”刘鹤，这哥俩是一对绝配，一个患有罕见的认知障碍综合症，一个患有与其文凭大不相称的知识障碍综合症。从刘鹤提出“供给侧改革”起，傻瓜经济学就在中国诞生了，前不久，为了解困中共将自己逼入死胡同的僵局，也为了应对世界经济与中共经济的脱钩，刘鹤又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中国经济的“内循环”概念，将经济学家们的大牙、门牙和假牙都笑掉了。什么是“内循环”？内循环就是死循环，是内部闭环中的衰减性循环，即污水池中的循环，越循环氧气越少。笔者在《中共的四处挑衅意味着什么》里有专门分析。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中国就一直处在封闭的内循环之中，直到1979年接近崩溃的边缘。刘鹤急需要补课的不是经济知识，而是常识。习近平的智囊都是这个水平，不难想像中共这艘破船的船长是个怎样的舵手。
四、脆弱的金字塔尖
中共统治下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奴隶制的极权社会，是由上层统治集团与下层奴隶组成的双层社会。上层统治集团只占总人口的0.7%左右，其中又分为掌握实权的核心阶层(不足100万人)，与看家护院的“家丁”、“保安”组成的“护城河”阵营。核心阶层是中共的权力大本营，其中又有数百人至数千人的政治精英组成以习近平独裁为核心的政治“小联盟”。按照梅斯奎塔的分析，这种“小联盟”就是决定极权国家政治走向的轴心和权力中枢。(见《独裁者手册》)万千决策皆源于这个中枢，社稷安危皆系于一人之手。这种金字塔结构，其底座全部覆盖了整个社会，所有权力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坐在塔尖上的独裁者手中，独裁者就是整个权力系统运转的心脏，他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也集天下灾祸于一身。表面上看，塔尖上的独裁者威风八面，豪情万丈，但实际上，由于他的个人安危决定着全系统的安危，他宝座下的塔尖就具有极大的脆性。只要金字塔底层发生强烈地震，或遭遇台风级的暴风雨，或在某天早上“核心”突发心梗，金字塔尖随时都可能发生断裂，将独裁者抛入深渊。
五、基层失控
中共是靠“组织”起家的，也是靠“组织”发展壮大的，更是靠“组织”垄断一切的。“组织”就像伸入地下向四面八方延伸、布络的根须，这些根须供应着整个树干的水份、营养和能量。中共政权的真正力量就体现在它对全社会的统合力上，即体现在它的基层组织“保持水土”的管控力和凝固力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统合力”，就是指对全社会成员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例如，中共打败国民党的一大秘诀，就是它对社会基层的统合力大大强于国民党。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统合力只能达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全部由乡绅阶层掌控。而在中共的“解放区”，中共通过残酷的“土改”运动，瓦解了以地主、富农为主体的乡绅阶层，中共的统合力可以直达乡村最底层。1949年以后，中共屠杀了几百万地主和富农，将整个乡绅阶层完全消灭了，而乡绅阶层是数百年来中国乡村自治结构的龙骨，是涵养人际“水土”、保护社会稳定的生态“植被”。乡绅阶层一灭，农民就失去了稳定的根系，变成无所归依的流民，再加上农民手里拿着中共分配给他们的从地主和富农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农民就被迫跟着共产党走，从而完全被中共政权所收编。中共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将“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乡村和城市的每个角落。中共在每个行政村都建立了党支部(据2017年数据，全国约有69万个行政村)，在城镇的每个街道也建立党支部(全国街道办数据属中共机密无法查到，估计高于行政村数)，再加上各个社区的党支部，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全方位的社会管控网。现在推行的“网格式维稳”，就是以这张管控网为基础的。所以，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共防备社会动荡的防波堤，更是为中共冲锋陷阵的一线炮灰。2019年1月，中共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共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20年1月又印发了《中共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7月17日又颁布了《中共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紧接着7月20日又发布了《中共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如此密集发布有关基层组织的文件，充分表明中共的基层组织正面临着日益升高的失控风险。
如前所述，如果财政出现崩盘，供血中断，基层人员的待遇和油水减少，基层人员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就必然会对基层系统的士气影响巨大，基层工作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怠工涣散，这会直接解构基层的统合力，而基层一旦失去统合力，基层就要失控:从乡村到城镇街道，就没人值岗守责了，没人治安巡逻了，也无人处理社区杂务了，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也没人管了，民众就要起来实行自主、自治管理。基层一旦瘫痪失控，就会迅速向上蔓延到中层(处-厅级)，而中层是上传下达的职能枢纽，由于下达的管道已失灵，上峰的指示也不再起作用，中层枢纽也随之陷入瘫痪。到这时，中共一旦失去中、下层的根基，其上层统治集团就成了漂在亿万民众的汪洋大海上的一艘破船，他们作为全民公敌的原形就彻底暴露在全体中国人面前。船上的盗国贼们各自弃船逃生作鸟兽散，就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了。
六、拆除防火墙
中共最恐惧让人民知道真相，因为人民一旦知悉了真相就不再惧怕中共的暴政。真相包括两方面:历史的真相和当下的真相。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来，它的所有方针和策略都是围绕着“编造谎言-掩盖真相”这个中轴展开的，因为它的政权的合法性和施政的正当性，都需要用大大小小的谎言来支撑。可见，戳破中共的谎言，让人民获知真相，让十四亿奴隶从蒙蔽中醒来，就是消解中共的“合法性”外衣的关键所在。要曝光真相，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拆掉中共耗费上千亿打造的“防火墙”。如果广大民众能够自由获取境外的各种信息和真相，想想看，这将释放出多么惊人的能量！
毋庸置疑，凿穿中共的防火墙，其意义远超当年柏林墙的倒塌。柏林墙阻挡了2000万东德人，而中共的防火墙囚禁着十四亿多的奴隶。拆除这个现代奴隶制的囚笼，将是推翻中共暴政见效最快、连锁反应最广的路径，其威力胜过千军万马。如果这条路径与切断中共供血管道等其它路径相配合——即“外卡内爆”，那就是一场世纪性的完美风暴，中共注定将死无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