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0月2日讯】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据说在2005年9月，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但是不知为何，解封的档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以下是该文件披露的全国各地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情况摘要：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共计死亡52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共计死亡1155万人，其中城市人口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共计死亡1327万人，其中城市人口217.7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共计死亡751.8万多人，其中城市人口107.8万多人。
按以上统计，“三面红旗”总共造成3755.8万人死亡。由于1959年只统计了17个省级地区，这个死亡人数是偏低的。但是这个数字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人，非常接近。
1959年，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父亲在那场灾难中被饿死。父亲咽气前深陷的眼窝、干枯的手，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这段“旧闻”的直接动因。此后，他倾尽十多年的心力调查研究终于完成了《墓碑》这本约100万字的巨著。可是他的书在大陆不能出版，2008年在香港出版。据说，赵紫阳去世前半个月，在医院病床上看完了这本书。他评价说：“这本书的份量很重，叙述是公允的。对我采访的记录是准确的，我担心作者的安全。”
对此，2010年我也做过两个计算【1】。计算依据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1989年间中国总人口的数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一个计算表明，1959-1960年的总人口减少了2200万，1960-1961年又再减少1500万。两年间的总人口总计减少了3700万人，正好介于杨继绳的统计数字和官方文件的统计数字之间。第二个计算考虑了出生率的变化，结果表明，1959-1960年的总人口减少了2236万，1960-1961年减少1711万，1961-1962减少100万，三年总人口数的减少为4048万，不仅超过杨继绳的统计数字，也超过了官方文件的统计数字。
4048万人是怎样的规模？让我们来看看三组数据。第一组数据，众所周知，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军民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歼灭日军超过133万，终于赢得胜利。为此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军人和平民的受伤和死亡总人数约为3500万【2】。第二组数据，受到世人一致谴责的纳粹种族灭绝大屠杀，杀害犹太人约600万人。第三组数据，波兰全国人口3800万，罗马尼亚全国人口1958万，荷兰全国人口1708万。
真是触目惊心，和平年代的1959-1962三年间，由于瞎指挥、瞎折腾，全国的非正常死亡（饿死）人数竟远远超过了惨烈的14年抗战！是死于纳粹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犹太人数的6倍之多，等于抹掉了一个中等欧洲国家——波兰，或者抹掉了罗马尼亚加上荷兰两国的全部人口！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包括他在农村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全是真话和实话。可是毛泽东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向党，向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他立即在全党全国大反右倾，号召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继续在致命的错误道路上狂奔。当年我正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念书，暑假结束返校，一开学就发现，党委书记王零在惯常的全校每周政治学习报告会上，以异乎寻常的口气强调“三面红旗”，大有“就是好，就是好”的蛮横气氛。在随后的全系和全年级的会议上，系总支和年级党支部的大小书记们也高喊“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简直到了声嘶力竭的程度。党支部书记还告诉大家，王零同志为贯彻庐山会议决议，接连几天连轴转，缺乏休息，以至于在弯腰拿痰盂时晕到在地。三面红旗万岁就万岁吧，为何要如此声嘶力竭？对此，我们这些家在城市的学生是弄不明白的。
但是事后回忆起来，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记得1958年底的寒假，有几个同学家在附近省份（安徽、江西），回家过年。返校以后正值1959年初，见面以后大家都很兴奋，想知道农村里“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大好形势”。不料回乡的几位同学们都低头不语，问得急了，不是推说自己身体不好，就是推说爸爸妈妈身体不好，未出门。全然没有一点形势大好的喜气。这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隐隐地觉得，形势可能不如宣传的那么大好。但是我立刻就制止了自己：这是危险的念头，讲出去了就是苦海无边的右派。与此同时，也在复旦校园里，离开我们学生宿舍不远处的中科院技术物理研究所里，有位家在无锡的G女士也回家过年。回来以后唉声叹气，连声说惨：人人都吃不饱，消廋，浮肿。尤其是看到小孩子们互相从碗里抢饭吃，心里难过极了。素称鱼米之乡之的太湖流域，老百姓居然吃不饱。这位天真的书生在小组政治学习会上说道：“新生事物到底灵不灵，先要选择试点，不能拿六亿人民做试验。”几年以后的文革中，这句话成了她的催命符。她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由于不堪被批斗，一个文弱的女子居然敢从五楼顶往下跳。由于她是贴着墙面坠落的，落地时多次骨折、严重内伤，并没有立即死亡。同事们见了连忙用“黄鱼车”把她送往医院。一路上她不断地呻吟：“痛啊，我不想死了”。由于她是“反革命分子”，医院拒绝抢救，眼看着她呼号声渐渐微弱，直至没有了声音，永别了丈夫（复旦教师）和儿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我大学毕业以后，进入技术物理研究所里工作，和这位女士是同事。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讲了真话就是这个下场。
现在看来，如果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听得进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或者按照党章规定的原则，对时局展开讨论，达成共识，立刻停止极左的路线，并且采取抢救措施，1959-1960年的总人口减少断不至于2236万，随后的两年里全国的非正常死亡（饿死）人数一定会大大降低！可惜，没有“如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里只有一个“毛主席”。
痛定思痛，出现这样惨剧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这是个集权的制度：党在国之上，人在党之上。这个制度容不得人说话，尤其是真话，一切都要听从那个高高在上的人，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党章只是个摆设，宪法也是摆设；一旦那个人犯了错误，没有人能够纠正他，他会一条道走到黑，全国人民也跟着他一起，直到万劫不复。现在，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记住了这个惨痛的教训吗？
曾经有过为这惨剧辩解的说法：这是因为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近年来解密的材料表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例如《墓碑》揭示，1961年3月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蔗糖，中国政府不要小麦，只接受蔗糖援助。苏联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了债务。最令人不解的是：粮库里有大量库存，在上千万农民饿毙时却大量出口粮食，仅1959年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的粮食就达416万吨：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3】。至于自然灾害，杨继绳曾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并求教气象专家，结论是那三年是气候正常的年景。真有底气，为什么不公布苏修逼债的文件和那三年的气象资料？记得那句话吗，为了掩盖一个谎言，往往要撒更多的谎。几十年来，我们听到的谎言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已经分不清真话和谎言了。例如，去年夏天我们在德国旅游，遇到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妻，男的62岁，看样子退休了，闲聊中提起大饥荒，那位男的毫不犹豫地说，大饥荒是由于自然灾害。看来，等我们这一辈人都死去以后，大饥荒真的也就无人知晓，无人相信了！
什么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政府？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残酷大屠杀，被害中国平民及战俘达30万。1985年8月15日，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终于在南京建成，并对民众开放。惨案发生48年以后，决策者终于想起来要在国家层面上纪念这30万遇难同胞，虽说是晚了，但比没有好。从此，30万的亡灵终于有了归宿，14亿人心中的伤痛终于得到了一点慰藉——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啊。
年景正常的和平年代1959-1962三年间，全中国的非正常死亡（饿死）人数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120倍到130倍！事情已经过去了60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4000万左右的亡灵才能在国家层面上得到纪念和哀悼，所有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为的大饥荒中失去了亲人的中国人心中的伤痛才能得到一点慰藉？
人命在决策者心中有多重？什么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政府？
其实，每一个宁愿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的中国人都知道，有许多重大问题是不能追究的，因为问题的后面就是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执政集团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大饥荒要瞒骗，文革要粗线条。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讲真话，对个人是灾难，对某组织更是灾难。打江山为的就是坐江山，为此，那怕是几千万条人命，都是不值一提的。可怕！
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不准讲真话的结果就是灾难。对所有的人都是灾难，无一例外。
中国人民还会再面临一场灾难吗，愿上帝（或菩萨）保佑我们——人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也就只有这句话了。
注释：
【1】http://qian-dingrong.hxwk.org/2015/08/07/
【2】https://k.sina.cn/article_6264218989_17560656d00100i8yg.html
【3】杨继绳《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