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0年10月28日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中国人权被剥夺殆尽：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集会结社权，没有对人身安全与财产的绝对法律保护权，没有国事知情权，没有问责政府权，没有参政议政权，没有改选政府权，没有平等法治权，没有拒绝洗脑教育权。
此外，中国当局还直接霸占人们的基本生存物资，侵犯人们基本生存权利，导致中国群体性的抗议事件连年翻番。
“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是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到2005年8.7万起(包括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13年增加10倍(于建嵘“中国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2007.10；中共公安部网站，2006.5；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平均每6分钟就发生1起。而据中共国家统计局2007年12月公布的“2006年社会统计年度数据”显示，2006年公安机关受理“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滋事”、“阻碍执行职务”等4类案件有59万9,392起，查处的亦达58万3,180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呈现爆炸性的成长。“（注：引自中国大陆群性事件频繁，步入“风险社会”参考资料/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
另有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2007年，群体性事件增长到10万余起（注：何清涟:2015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VOA：）。高得惊人，自2008年始，中国官方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不过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洛杉矶时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政府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呼声/RFA:）
三年之内，从10万增长到18万，平均每年增长超过2.6万。这还是十年前的数据。
此后十年，尤其是习近平当政七年，中国人权状况持续下降有目共睹。再此前提下，仅以每年2.6万的增长速度为计，今年（2020年）群体性事件至少超过26万起。平均每天发生730起。也有报道说，仅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群体抗议事件，每天大约500起。（注：中国日均群体抗议500起/VOA）
中国的对内维稳经费额度，是另一个衡量中国社会风险的尺度。曾经有海外媒体分析报道认为：自2011年起，中国已经连续三年“维稳费用”超过军费。中国当局使用“公共安全支出”描述“维稳经费”。以2013年为例，“21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国国防预算支出为7201.68亿元，比去年(即上年，2012年)增长10.7%。”而在中国财政部提交的名为《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公共安全”也就是“维稳”一栏显示，“2013年预算数为7690.80亿元”，增长10.8%。（注：解读中国预算的“维稳费用”/BBC:）
2019年的报道显示，中国维稳经费增长幅度，五年翻一倍，到2019年已接近14000亿元人民币（13879亿元）这个数字依然超过了2019年连续增长到11900亿元的军费开支。(注：官媒：维稳经费五年翻番将近一万四千亿元/RFA:）维稳费用持续增加并常规性地超过军费，从侧面说明中国大陆人权被侵犯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剧烈，强力压制之下，反抗行动虽然无组织，依然势不可挡。
三十年来，当局专权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不义、不仁、不谐和，产生并凝聚了大量受害人构成的利益群体，如法轮功修炼群体、复员军人待遇不公群体、假药受害群体、强行拆迁群体、土地被侵占群体、环境污染受害群体、投资受骗群体、有毒食品受害群体、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体、官员私卖土地受害群体、强制计划生育受害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农民工群体、冤假错案群体、良心犯家属群体等等不一而足。
自九十年代末起至今，中国还连绵不断地产生着地域事件为轴心的难以数计的、规模从数百人、数千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大型抗议群体。（注：冰山一角：1976-2019年重要群体性事件统计/品葱：）
在所有这些民众抗议事件基础上，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不算北京发生、席卷全国、几十个城市跟进、数百万人参加、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抗议浪潮同气相求而震撼世界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民主运动和异议声音一直持续到习近平时代。粗略统计并简要描述，中国当局先后镇压了站在“我们人民”前列的、排排跟进、轮番抵抗奴役的六排各界政治、思想、文化、EGO、法律等各界精英群体和个人。
第一排：江浙人为首的中国民主派运动
“生为万夫雄，死演革命史”，官方在对上述群体的抗议事件进行常规性打压的前提下，还在连续不断地镇压站在中国抵抗专制第一线、曾经公开组党，四十年来长期顽强抵抗专制的江浙一代仁人义士，以至于将他们几乎绞杀殆尽。（注：参见华盛顿手记/钱塘义士民运悲歌：“坐牢是我的工作”/RFA）
第二排：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异见精英
自1989年天安门声势浩博、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国以二十年时间的沉默，重新凝聚起了宪政改革的力量。这是第一排的江浙民主运动持续遭到镇压中，站在第二排的政治反对力量。他们大都参与了2008年著名的中国“零八宪章”最初的联署活动。但是自2009年，这一力量开始遭到大规模整肃。
知名的被整肃者是刘晓波，他在零八宪章网上公布数小时后/就被拘留。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和共同起草人，签署活动主持人、中国温和反对派代表人物。他不久释放后，于2009年6月被正式逮捕、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了两项国际奖，一是声誉巨大的诺贝尔和平奖，使他成为达赖喇嘛之外，中国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这个奖项的获得者。此外，他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还获得了东欧抵抗专制同仁颁发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奖：捷克总统哈维尔亲自颁发的人与人（Homo Homini）人权奖。这使中国温和的反对声音一度受到极大鼓舞。
但是这一轮整肃除了刘晓波被重判，在303名“零八宪章”各界发起人和最早签署人中，可以确认遭到传唤、审问，反复并被要求退出，并被删除博客等整治的人，至少有70名。这导致中国这个极权帝国的版图上，第二排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噤声。
第三排：缄默耕耘的异议知识人
习近平2013年底登基后，对此成果并不满意，逮捕范围开始扩展，囊括到第三排更加温和的异议知识精英。他们中间有很多来自第二排，退居其次，而改变了自己表达方式。他们并无直接抵抗行为，不公开出声，但是他们尚未沉默，审时度势地打擦边球，并在不直接触及敏感现实的思想、文化领域，耕耘深冬的土地，埋下春天的种子。
这一时期里，表达对奴役之不满的方式严重缩小以至于无，只剩下了各类被镇压的政治事件纪念日，如八九民运六四祭日、赵紫阳祭日、胡耀邦先生祭日等这一极为有限的空间。但是在这一空间极为谨慎地表达哀思或反思，也不被容忍。2014年5月，当局相继刑事拘留了北京郊区私宅中，于八九六四纪念日提前一个月聚会，闭门讨论这一运动的几位知识人：胡石根、高瑜、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吴斌、刘荻。罪名是“寻衅滋事”。
被拘者虽然不久释放，这是一次成功的震慑。导致在中国每一个政治事件纪念日，想表达追思的人们必须极为小心谨慎，自我按奈，内心的愤懑和自发的纪念活动，挤压为餐桌上的牢骚和平民化的宣泄。
到2014年初冬，已经有数百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律师、作家、学者、记者被抓捕，人数之众，超过以往数年。甚至北京的文化编辑徐晓女士也被带走，中国大陆已经雷区遍布，良知世界已经没有人身安全，中国批评界至此基本鸦雀无声。
第四排：独立公民团体
直接或间接的文明政治诉求已压制，中共当局没有罢手。2014年，打击目标同时对准的是中国独立的公民团体。这是一支在界定模糊中摸索，在不断变化的容忍范围内，艰难生存的文明力量。
中共发布所谓“七不讲”的意识形态领域通报，其中“公民社会不要讲”列为第三。并将“小政府”、“大社会”和“公民社会”作为西方世界给中国设置的陷阱，必欲除之后快。当局对这支力量下手之际，这些独立团体，如传之行、立人图书馆等诸多并不涉猎政治敏感问题的机构，被强行关闭，很多负责人被捕、被判刑。据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披露，至少1500名持不同政见者、非政府组织成员、访民、家庭教会成员、互联网、大学和新闻机构人士被捕入狱。仅宪政学者、温和的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团队，就有一百多人被抓，他本人则被判刑四年。
与之同时，当局出台政策加紧对未判死刑的独立机构的资金控制，海外资助则以阴谋论为由被切断；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注册并取得官方批准。（注：独立NGO在中国遭遇寒冬/VOA:）据信，甚至一些台湾赴大陆支援病区，灾区的慈善团体和个体也遭到监控，抓捕或驱逐。
至此，中国羸弱的独立的民间组织，作为站在中国政治异议群体之后的、第四排文明力量公民社会，遭遇严冬，重伤权力摧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