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图片来源：Thomas Peter-Pool/Getty Images）
11月25日，美国国防部开除前国务卿基辛格等11位很有名气的顾问，并且立即生效。基辛格被认为是全球影子政府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详见：全球影子政府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中的一员，他在1971年首次访问中共国时，感到“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
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
实质性的谈话没有耽搁很久。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我一份。最后我说我就去请总统。
这样，总统和我坐上了中国轿车前往紫禁城，同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巨人进行第一次会晤。洛德作为记录员也跟来了。洛德的出场没有张扬出去，以免国务院更加不高兴。实际上国务院的人员一次都没有列席过同毛泽东的谈话。五天之前，尼克松就告诉我说，他想让罗杰斯国务卿和马歇尔･格林助理国务卿去忙别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敏感的问题。中国人也没有邀请罗杰斯列席，这可能是因为国务院在上一年曾说过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然而我是可以坚持让罗杰斯也来的，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尼克松和中方都不会拒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来有特权、甚至是义务，提请总统修改他认为不明智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个疏忽在技术上无可非议，但实质上是不应该的。本来不应该把国务卿排除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之外。
毛泽东这个毕生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结构和面貌的统治者实际上住在紫禁城内，像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那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去见他的话，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我曾五次见过毛泽东。每次我都是像尼克松一样突然受到召见的。有一次我访华时，毛泽东表示有兴趣见见我的妻子南希。当时她正在商店里买东西，但这对我们的中国东道主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一个似乎确切了解她行踪的礼宾官员立即把她从一家商店里拉出来，带到毛泽东跟前。而陪同她的国务院安全官员失去了保护对象，被撇下来在那里冲着一个不懂英语的售货员表示对于在北京中心发生绑架事件感到震惊。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著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俱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著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住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被领去晋见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用两只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面前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来说是如此。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他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见有生动而准确的记述。[1]谈话中，开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样利用她们作掩护安排一些秘密旅行。还开玩笑地谈到台北和北京领导人对骂时给对方戴的帽子。毛泽东还作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表示：他更喜欢态度可以预测的保守派领导人，而不喜欢那些情绪摇摆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对尼克松说：“你们选举时，我是投你的票的。”这使尼克松吃了一惊。他接着说：“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
毛泽东利用大家在取笑着谈论尼克松的政治前途的机会，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说，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为了怕我没听出这是指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解释说，这架飞机后来在外蒙古坠毁了。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话），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说话时才想起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韩国。”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例如，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说话有所省略。他的方法是向我们解释中国在前两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对美方的主动行动作出反应。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在最高级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像我在上一年十月份访问时向周恩来建议的那样。在我们的来访得到毛泽东的祝福以后，所有的中方官员似乎都毫不困难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来不懂的一些话，被他们引用来指明方向。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反复地追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些主题，而那次谈话总共只延续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花去了一半时间。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至于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政治意义的话，只是那一次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就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谈到国共双方在二十年代的合作时，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毛泽东跟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在会谈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当时毛泽东所关心的，以及我以后和他长时间会见时谈论得更充分的，是国际大局的事，也就是苏联。当尼克松长篇大论地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威胁更大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国外的。”换言之，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这里暗示的一个保证，后来周恩来也重复过的，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在谈到日本和韩国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由于西方人是出名地迟钝，毛泽东又提到周恩来和我会谈时反复提出的一个说法：“我认为，一般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在听到有人居然会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这种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面临的危险使地缘政治占据了绝对的首位。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然而，毛泽东的谈话也不全都是战略问题。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会见中，他也摆脱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阴影并给他的晚年带来痛苦的噩梦：一切可能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些努力、痛苦、长征、残酷的领导权斗争可能都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驯服了过去一切动乱的几千年的文化却会消极而胜利地继续前进，淹没一切，只在后面留下一点涟漪，好像一块石头落入池中一样。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不无伤感地回答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
在毕生进行巨大斗争来彻底改革社会之后，这样一个评价是谦虚的。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破”所需要的素质，往往不是“立”所需要的素质。动荡得越厉害，就越有可能导致一个比旧制度更加无所不在和更加有效的新制度。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往往只造就了新的权威机构。这不是偶然的。学者可以用人权的观点来说明人的自由；历史学家却知道，自由不仅存在于法律制度而且也存在于公众对制度的接受和人与人融洽的关系之中。一个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社会，即使在没有法定权利的情况下，也能做到宽容和尊重人的尊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中，宽容是固有的。英国从来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它的公民权利是由传统来保障的。但是在一个分裂成派别的国家里，在那里少数派绝没有希望成为多数派，也就是一部分人永远受排斥，那么这个社会在它的成员看来就是压迫人的社会，不管名义上有什么样的法律保障。
现代集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坚持单一的道德标准，同时破坏一切传统的约束。为了划一新道德，引起了自从宗教冲突以来不曾有过的感情冲动，并使政府独揽了史无前例的大权。（美国革命不是这种意义的革命。它的目的不在于推翻现有的制度，而是使现行制度恢复原来应该发挥的作用。）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具备非凡的自信心。除非一意追求自己的信念的胜利并且毫不怀疑应该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还有谁敢强迫追随者作出革命斗争必然要有的牺牲？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具有无限魅力的真理——有时是神化的，有时也是邪恶的——才造成了现代历史中的巨大灾难和剧烈动荡。因为“真理”不受约束，“道德”不受限制，它们以自己为行动的依据。反对者不是无知就是邪恶，必须接受再教育或者被消灭。破坏越激烈，就越需要用纪律来强制建立新的秩序。自发性一消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强求一律。
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他所推翻的许多制度无疑是腐败的。毛泽东致力于在八亿人口中争取平等，把地球上历史最长和从未间断的自治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制度连根拔除，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但是如此超级规模的事业必然带来巨大规模的痛苦。社会本能的抵抗越来越大，激起了这位理想敢与天公试比高的巨人更加强烈的反应。
对毛泽东来说，共产主义就是真理。但是，当他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真理——这是他和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共产主义之父不同的地方。他发现，共产主义的演变可能最终会使这一主义的理想落空，而中国的本质可能把他所掀起的巨变转化为它那似乎永恒的赓续中的一个插曲。为了创建无阶级的社会，成百万人死去了，但是当这个目标实现的时候，毛泽东发现，革命热情和改造社会所必需的严格控制，这两者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和人民的传统顶起牛来，而对于人民，他是又爱又恨的。这个发明文官制度的国家会把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他们的真理的教条会使他们的特权空前牢固。孔子曾把这个国家的制度塑造成用来灌输普遍伦理的工具，而这个国家不用很久就会吸收并改造其末代王朝所强加于它的西方唯物主义哲学。
参观、会谈和祝酒
我们谈过了历史之后，转而讨论如何从中归纳出指导政策的方针这个实际问题。固然我在前两次访问中已经相当详细地向周恩来介绍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但是唯独总统才有最后的权威和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事情将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评估尼克松，如何评估他与中国人并行不悖地实施一项旨在维持均势的全球性政策的能力。他们之所以对我们开门，真正目的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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